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特点
—— 特约撰稿:李翌鹏 2003-09 初
2000年5月20日,在台湾执政50多年的国民党在选举中失败,沦为在野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民进党是由台湾党外运动发展起来,并冲破国民党“党禁”的禁锢而于1986年9月成立的。无论是在党外运动和作为在野党期间,党外运动团体和民进党对两岸关系都投入了相当的关注,也提出了一系列大陆政策的主张,对台湾当局和台湾民众的思想观念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民进党成为执政党后,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成为它不得不直接面对和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陈水扁上台以来,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调整看似曲折复杂,但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出政策背后的基本脉络特征,不仅表现在台湾当局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上,也表现在影响民进党当局大陆政策的主要因素上。
第一,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否认“九二共识”,以“一边一国”为两岸关系定位,以“渐进式台独”来推行“台独”边缘政策。
民进党上台以后,将“台独”意识形态也带到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之中。虽然陈水扁至今依然声称“四不一没有”是其大陆政策的主轴,但在具体的政策中,绝大多数都明显带有“台独”的色彩。陈水扁先是将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化、议题化,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内涵没有搞清楚之前,不能接受一中原则,否则“就会掉进大陆设计的一个中国的陷阱”,“两岸应该先来讨论一个中国的内涵是什么”。为了回避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推翻“九二共识”,不仅以“没有共识的共识”、“九二精神”、“九三精神”等来模糊和混淆,2001年10月他甚至明确表示他已经做了“总统”一年多,并查遍所有资料,却不知道有国民党、亲民党所谓的“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同时,陈水扁刻意将“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妖魔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讲的“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如果接受,就是“一国两制”,但这个“一国”不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的“两制”就是将台湾香港化,变做地方政府,香港第二,结果会变成“中华民国”没有了,“中华民国”被消灭了,是“亡国”;为了“保护”台湾,为了保护台湾不要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能成为他们的地方? ㄍ逡芫熬哦彩丁薄? 在拒绝一个中国原则的同时,陈水扁当局用“统一不是唯一选项,是多个选项中的一个”来替代统一是两岸未来唯一的选择,实际上是表明不排斥走向“独立”的可能性。。在两岸定位问题上,陈水扁当局坚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互不隶属、互不代表”,台湾“不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的主权”与“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的代表”。2002年8月,陈水扁提出“一边一国”论,此后,陈水扁在很多场合都公开鼓吹两岸“一边一国”,2003年7月,他将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定位为“一边一国”对抗“一个中国”的选战,这些都表明“一边一国”已经是民进党当局对两岸关系的核心定位。 在政策上带有“台独”色彩的同时,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推行“去中国化”、“文化台独”、“渐进式台独”等“台独”边缘政策。在一些正式场合,台湾当局刻意将“中国”与“台湾”对立起来,用“台湾”取代“中华民国”;陈水扁上台不久,就指令台湾的“驻外单位”避用“中华民国国徽”,改以代表台湾的“梅花图案”;在谋求加入国际组织时也开始使用“台湾(中华民国)”的名称;“新闻局”的局徽上取消原有的中国版图图案;并在护照上加注“台湾”字样。此外,台湾当局领导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认同中华民族;反而刻意强调“本土化”、“台湾化”;以台湾自定的“通用拼音”,代替联合国公认、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本土化教育”政策,强行在中小学实行“台语”教学,强调“台湾主体性”、将否认中国主体性的《认识台湾》教科书作为教学范本。此外,陈水扁还纵容和暗中支持一些激进的“台独分子”在岛内进行所谓的“台湾正名运动”,并多次在“世台会”、“台湾人公共事务会”等“台独”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2003年陈水扁当局提出要进行“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公投”,也引发了人们对其搞“渐进式统独公投”和“渐进式台独”的警惕。
第二,根据形势变化对两岸经贸政策和民间交往进行调整,但依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两经贸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也出现势不可挡之势;2001年底和2002年初,两岸分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台湾当局不得不正视形势的发展变化,对两岸经贸政策进行调整。2000年6月7日,陈水扁上台之初就表示,“两岸经贸的良性互动,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国际化与自由化,乃至于全球经贸体制的健全发展,更具有建设性的影响”。 此后,台湾当局陆续开放金门、马祖同厦门、马尾间的直航;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政策;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实现“春节包机直航”;陈水扁还一度表示“三通”是必走之路。但是,在具体政策调整和执行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受到台湾当局出于政治考虑,设置种种障碍的影响。 在肯定大陆经济和两岸经贸发展的同时,台湾当局不断进行负面解读,不仅回避提及对台湾经济的积极影响,而且在岛内和亚太地区鼓吹“中国威胁论”。蔡英文2002年8月在演讲中强调,“大陆经济的磁吸效果,可能加速台湾产业外移,资金、人才外流,并增加失业问题”,这些必须有效防止。 即使是“积极开放、有效管理”,从实施情况看,管理要多于开放。不仅开放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落后于两岸经贸投资发展的现实;而且在有效管理方面,台湾当局特别强调“风险分散及双向流动观念”,不仅要求厂商投资资金来源应该多元化,同时也建立鼓励利润、资金回流的机制;还要求企业信息透明化,厂商要将在大陆投资的信息充分揭露等。 为了在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同时保障台湾的“国家安全”,民进党当局提出要将两岸经贸往来纳入台湾经济发展的“深耕台湾、全球布局”战略之中。2001年“经发会”达成“台湾优先、布局全球、互惠互利、风险管理”的共识,就是要在确保台湾经济发展自主性的前提下,将两岸经贸关系作为台湾经济全球发展策略的一部分,把两岸经贸往来纳入全球分工体系,避免台湾经济对大陆的过度依赖,这也是为入世后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设立条件和前提。 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台湾当局不断提出希望在世贸组织的多边架构下来处理两岸经贸问题,伺机向政治领域延伸。2001年10月,陈水扁在接受日本《每日新闻》采访时说,两岸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的对话和接触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架构下进行,“三通”解禁的问题将成为协商的一部分。 在祖国大陆方面2002年持续释出善意,将“三通”、直航定位为“两岸航线”和纯经济事务后,民进党当局却刻意将“三通”问题政治化,提出“‘三通’涉及政府公权力的行使,要进行“官方谈判”,同时台湾必须“不被矮化、不被边缘化、不被地方化”,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治分歧来阻挠两岸经济领域交流,又借“三通”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企图。除此之外,陈水扁还为岛内的“三通热”泼冷水,不仅声称“两岸‘三通’绝非台湾经济发展的万灵丹及特效药,台湾必须靠自己”, 还明确提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三通”不可能实现。
第三,借助和利用国际形势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不断增强与大陆进行军事抗衡的实力。
与美国的关系一向是台湾当局对外关系和核心,2000年以来,特别是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陈水扁当局明显加强了与美国的依附关系。为了消除美国对他“台独”背景可能给两岸及地区局势造成紧张的疑虑,2000年陈水扁刚上台就表示其大陆政策要做到“让美国满意”,不断向美国保证不做“麻烦制造者”,声称台湾不仅是稳定的机制,也是亚太安全与和平的“最大支柱”,“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符合亚太各国利益”。陈水扁当局不断利用“中美撞机事件”、“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向美国表示支持。 为了得到美国的军事支持,加强美台间的军事合作,台湾当局大肆煽动“大陆威胁论”,声称“大陆日增的军力”,对亚太地区各国的战略与军事,已经形成重大影响 。同时,陈水扁不断鼓吹“大陆是对台湾最明显、最直接的威胁”,将大陆对“台独”军事威慑的“恐怖主义”。陈水扁上台不久就提出“决战境外”的军事战略,并增加“国防预算”,购买、研制先进武器。台军每年都要进行一系列针对大陆的军事演习活动。在台湾的大力游说和强烈要求下,美国对台军事支持力度增大,美台军事联系日益密切,朝协作化、制度化方向调整。2000年以来,美国不仅提高了售台武器质量,美台双方还扩大了情报交流与合作、定期军事战略会商、秘密展开美军“协防台湾”计划等。
第四, 民进党当局的大陆政策摇摆多变,主要受制于民进党自身发展变革和岛内政治生态的影响。
民进党当局的大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岛内的因素,也有岛外的因素。虽然两岸关系的互动和美国的影响是民进党当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民进党大陆政策的演变,主要不是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实际发展状况,而是根据岛内政治发展和权力斗争需要而作出的调整。正是岛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民进党的大陆政策表现出权宜性、工具性、自闭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民进党深受“台独”思想的影响,但“台独”路线长期以来也是引发党内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民进党党内既有激进的“台独”基本教义派,也有对发展两岸关系比较理性务实的派系,还有一些利用“台独”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人,他们都有一定的选民支持,出于选举的考虑,陈水扁当局不得不在他们之间寻求平衡点。而从台湾的政治生态来讲,民进党为了巩固其“民主化”、“本土化”、“台湾化”的政治主张,不得不同国民党、亲民党等与其意识形态对立的在野党保持区隔,经常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惜扭曲大陆政策的本来面目。除了党派的因素外,民进党当局也不得不顾及一些利益集团和广大台湾民众的意愿,这就使它为了权宜各方的利益,不得不在党内、党外、民众之间不断摇摆,在政策上表现出工具性和矛盾性。 另外,民进党执政经验的缺乏和它本身狭隘的“本土化”也使得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表现出明显的自闭性。在时间上,民进党当局缺乏长远视角,往往为了解决临时的困境、化解一时的矛盾而进行政策调整;从空间上看,民进党当局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台湾岛内,政策上带有明显的“岛民意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刘国深教授认为,9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大陆政策越来越缺乏大局观,越来越趋于保守,其大陆政策的立足点从“整体中国”的政治平台,退缩到“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平台,民进党执政后更画地为牢为“台独平台”,表现出“逸出中国”为特性的“政治自闭性” 。权宜性、工具性、自闭性和矛盾性混杂在一起,就使得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显得摇摆不定,杂乱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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