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部门权威人士透露,备受社会各方关注的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正在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出。《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在近期形成报审稿后将上报国务院，年底有望出台，从而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动机。

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慧勇一直倡导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发展，最近他更加坚定了信心——广受社会各方关注、而又倍加难产的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正在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出。《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在近期形成报审稿后将上报国务院，年底有望出台，而由其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动机。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慧勇告诉《财经时报》：“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发动机。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投资拉动型，因此《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一旦出台，第一年将为中国经济贡献3000亿元人民币的GDP价值。20年内将为中国经济贡献8万亿元人民币的GDP价值。刘慧勇还向《财经时报》举例说，一旦国家容许地方债进入教育领域，大力发展校车、校餐制度，那么对于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解决地方就业的作用不可估量”。

据参加《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草拟工作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司的一位处长向《财经时报》透露，“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改革的核心是将全社会资金引入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并将市场机制运用到投资、融资、退出、建设、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从而形成全社会资源有效配置”。

据《财经时报》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将在许多方面有突破性进展，对中国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推动意义。

据《财经时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司处了解到，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根据“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逐步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力的新型投融资体制。

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最紧迫任务。“中国现在不缺资金，关键是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而资源配置不合理是目前资金使用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一针见血，指出了其中的症结所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是国家发改委成立后转变职能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将进一步扩大企业，当然包括社会投资的自主权，进一步缩小政府投资的领域和范围，而且要简化审批程序，为社会投资，包括外商投资创造更好的条件。”

据了解，由于受到“非典”疫情的影响，中国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出现了困难，有的境内外招商活动被取消或延期，有的投资项目洽谈停顿，已经签约的项目一时难以启动。为此，温家宝总理做出指示，为减少SARS造成的损失实现今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有关部门务必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前进。据透露，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将是中国后SARS时期重振经济的重大举措。面对“非典”对国内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出台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会被削弱，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在年内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专家指出，对投融资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将是后SARS时代“筹划长远改革和发展”重点考虑的内容之一。国家发改委将继续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凡是外商投资可以进入的领域，国内社会投资均可进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说：“鼓励和引导国内社会投资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特许经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投融资体制改革，事实上是中国各级、各地政府势在必行的一招棋。中国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势必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很多地方政府在工业产值增长缓慢的情况下，GDP增长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基础设施建设。过去，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靠政府财政拨款，但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财力都十分有限，没有办法拿出大笔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必须进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而政府的思路几乎如出一辙：政府投入逐渐淡出，广泛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

专家介绍，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新机构组建后，将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大力度，积极推进。目前，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条件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专家指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对政府经济行为的根本调整，甚至堪称是中国经济规律的再造。投融资体制改革面大，任务复杂艰巨，但却是确立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投资主导地位、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调动各种类型投资者积极性所必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就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表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发改委成立后转变职能的一项重大任务。这一任务非常艰巨，因为现实要求这项改革向纵深推进，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突破传统体制框架成为扩大投融资规模的关键。国家将对投资领域进行了分类界定，对于各类经营性项目、准经营性项目、非经营性项目分别采取社会招商、创造条件吸引社会资金和政府投资的方式，实现政府由全面投资向重点投资的战略性转变，从而为社会资金的准入创造了一个基本的体制环境。

资本进入、退出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的一位处长向《财经时报》透露，阻碍整个中国各种投资发展的最大原因就是资本进入、退出机制的不完善，特别是退出通道不通畅。资本一旦投入就极难全身而退，这已经是投资人士公认的铁定事实和极为头痛的大事。

业内专家介绍，目前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资本的进入和退出两大机制的重新再造。目前，投融资渠道的不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瓶颈之一。

专家介绍，建设资本市场关键要有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这是资本运作的本质要求。投资一开始就是为了退出，其评价往往是看最后一点——变现。分红不是投资家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着眼于超常规的投资收益。资本变现是资本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关键。这种资本退出机制是投融资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一起出台的还有《政府投资管理条例》。由于中国目前仍然是政府投资居社会主导地位，因此，对政府财政性投资的改革思路备受瞩目。

专家介绍，中国现行的国有投资体制一般是在各个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切规费资金由各个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既是腐败之源，同时也不科学，不经济，增加了运行成本，降低了投资质量。国有投资业主要是指那些以资本运营为主要职能的非产品型的大型国有投资公司。

作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8年至今，中国省级以上的国有投资公司已发展到约70家，拥有资产约6000亿元，投资总规模约2万亿元。专家指出，新的投融资体制将实施以项目、资金、市场互相分离，彼此制衡的国有投资体制改革。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的一位处长向《财经时报》透露，今后，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将明确划分事权，根据事权划分确定各级政府的投资范围。将政府的财政性投资划分为政府公共事业投资和政府产业开发投资。政府公共事业投资是指政府用于行政机构、公检法司、文化卫生、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环境保护、国防等非经营性公益事业建设的拨款投资。政府产业开发投资是指政府用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公共基础设施和需要扶持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以后将根据不同的投资性质，采用不同的投资方式。当然，两类投资的比例关系将根据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确定。

《政府投资管理条例》将基本建设投资管理和技术改造投资管理整合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管理的重点转到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搞好重大项目布局、防止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益上来。

中国社会资金绝大部分分布在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是目前的政策禁止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进入资本市场。银行、保险公司集中的资金达10多万亿元，而证券市场只有几千亿资金。因此投融资体制改革将对中国各个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都将产生重要推动。

而对于投资者来说，吸引投资者从事风险投资的最重要原因是其带来的高回报。为了实现这种远远超出一般投资活动所带来的高收益，风险投资活动需要一个可靠的投资退出机制为之提供安全障碍。资本的退出机制则是投资成功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可行的资本退出方案，投资者不会将资金投入，投资活动将因难以筹集到社会资本而无法进行，投入--退出--再投入的风险资本有效循环也就无从建立。

专家介绍，投资体制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投资环境必须继续改善。在市场准入方面，2004年国家将继续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在明确划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类政策时，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在融资体制方面，将逐步建立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金融体系，完善中小企业信贷担保体系。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对企业投资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部分抵免企业所得税，对个人的实业投资可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加强规范化管理和正确的引导和服务。中国政府将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使市场经济中的运行成本尤其是“交易成本”大幅度下降。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带来的后果是投资效益极为低下。中国的投资产出率（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相当大，而且越来越大，这与集约化增长的发展战略背道而驰。高储蓄高积累高强度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一大优势，却相当大程度上被投资的低效率抵消了。

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指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由于债券和货币市场的发育严重滞后，造成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以金融体系为依托的，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表示，“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使10万亿元人民币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当前的国民经济状况是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巨额社会资金发生闲置，因此，整体上的金融风险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但是中国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不合理不健全。妨碍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储蓄向投资转化困难。这正是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的症结所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转化有四个渠道：一是企业和居民个人使用自己的积累进行直接投资；二是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债；三是个人和机构向其他个人和机构的捐赠；四是金融，这个渠道占据了绝大比重。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这四个渠道都不畅通，制约影响最严重的是金融。

全国人大财经委经济室副主任许健博士认为，“目前我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重已经从90年代初的0．04：1提高到现在的0．12：1，但广义储蓄增长幅度中可用于直接融资比重的资金数量确是很有限的，可支配国民收入除消费外的资金增量基本流入银行并不是一件好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告诉《财经时报》，“在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中，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中国债券市场将是全国统一的、多层次的、面向所有金融机构及企业法人和个人投资者的市场；这个市场将由功能不同的市场组成，根据国际经验，场外批发市场是主体，场内零售市场是补充；目前中国银行间市场与交易所市场功能有所不同，两个市场的相互联结主要通过交易主体的相互交叉来实现；中央银行通过债券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控制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近几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采取了其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保持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经济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仍有较大比例闲置，实际增长明显低于潜在水平。按现行统计，过去几年中国平均的消费率不足60％，其余40％的GDP形成储蓄，总储蓄率名列世界前茅，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只占37％左右，储蓄明显大于投资。　　

今年下半年将进行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体制障碍，提高包括民企在内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令更多的民企参与到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建设与开发中来。

将采取措施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和外资等社会资本成为新的投资与运营主体，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融资渠道商业化，加快盈利性社会事业的产业化进程。

民间投资全面松绑

据参加《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草拟工作的国家发改委投资司的一位处长向《财经时报》透露，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是中国投融资改革的重要方向。中国投融资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收缩政府直接投资范围，全面放开民间投资实业的领域限制。除国家有关政策、法规限制开放的领域外，今后所有经营性领域将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尤其是过去未放开的水务、公交、燃气、供电、环保、收费公路、供水、供气、供热、轨道交通以及文教卫体等经营性基础设施、经营性社会事业项目等领域，各种资本都可参与投资兴建。

专家介绍，这将彻底放开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据介绍，基础设施行业过去一向是中国民间资本投资的禁区。

专家介绍，中国对民间实业投资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多、过广的问题，这是当前有效投资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完全放开民间投资的领域限制应是现阶段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实业投资的过多限制，打击了各个投资主体自主创业的积极性，不利于市场竞争的充分展开。

专家介绍，最重要的是除国家有特殊规定外，所有投资领域一律向社会资本开放，尤其要打破地区、所有制、内外资界限和行业垄断，开放所有的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和文教卫生体育等经营性社会事业领域。

专家介绍，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一直处在调整和改革之中，但至今一直未能到位。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保持经济的活力必然需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激活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保护和激励来自民间的经济力量，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从体制上确保为民间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日益成为一个不容继续拖延的问题。

专家介绍，近几年有效投资需求不足，固然是因为最终消费率低、企业新设备需求增长较慢，实际上也与政府投融资政策对民间投资的行业和领域限制过多有关。当前，城市与乡村居民家庭的积蓄除了储蓄、私人民间借贷等之外，其他的投资门路和收益渠道很少，因为私人投资创业目前在中国还受到许多人为的障碍。

2003年６月８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正式奠基。这座大桥的建成将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而记者更注意到这样一个信息：在这座大桥的建设资金中，民间资本占到了50．25％。民间资本不仅能够参与国家重大基础工程的建设，而且占比如此之大，这或许将为有效启动民间资本、探索投资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很好的范例。

　　 专家介绍，“非典”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在做足“减法”（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实施减免税费）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加法”政策，主要是批准了一些重大基建项目在年内开工建设；国务院还要求研究“非典”过后相关行业的振兴计划。这些政策措施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无论是重大项目的启动，还是受损行业的振兴，都不是仅仅靠政策“输血”就能实现的，“输血”只能救一时之急，更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打破行业壁垒，拆除藩篱，实现行业和企业的自我“造血”，进而实现自主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这就凸显了进行更为深入的、触动实质的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中国，给民间资本“松绑”的呼声高涨，并且已被呼吁了很多年。然而时至今日，民间投资进入诸多领域仍面临着种种障碍，即便是在一些已经打破垄断的行业，民间资本的比例仍然极低。这种状况同当前国家急需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的实际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在有些领域，外资的进入正在依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享受国民待遇，而作为国内资本的民间投资却还难以获得同等的对待。

“一视同仁，这是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国家发改委的官员这样告诉《财经时报》。

　　专家以北京为例指出，北京市民间投资总量2002年底已达约900亿元。但是目前北京市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仍然存在许多限制，一些垄断和半垄断行业，在项目审批、资金优惠政策安排、项目设计施工、原材料供应、项目投运后的维护等，都向本系统的直属企业倾斜。在电力、铁路、公路、水利、交通、能源、邮政电信和市政设施等行业，不仅民营企业无法进入，就是非本行业的国有企业也难以进入。在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行业中，民间投资只占0．7％；在电力、煤气及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中，民间投资只占3．2％。

　　即便是在温州这样的民营经济发达地区，雄厚的民间资本至少有约1800亿元依然在“沉睡”。民间资本不是不愿意“醒”来，而是醒来之后也往往难以找到用武之地。有专家估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2万亿民间资本在闲置。如何通过合理的政策安排，保证其有机会、有“利”可图、有安全保证，是唤醒这些民间资本的关键。

　　与此同时，在融资方面，资金短缺和融资难一直是令民间企业头痛的话题。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资金来源主要还是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金融机构对它们的信贷支持力度极其有限。

债券市场全面启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司的一位处长向《财经时报》透露，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应是下一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全面发展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市政债、抵押贷款债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已是当务之急。

专家介绍，在全球资本市场中，债券市场的存量规模一般和股票市场相当。在美国资本市场上，所谓市政债券，指的是各州以及州以下市政机构发行的一种长期债券，发行机构在发行市政债券时需要指明其所确定的偿还本金和利息的固定日期。目前，美国市政债券市场已经成为美国各州、县政府以及下属机构筹集公共事业所需资金的重要市场。美国市政债市场与股票市场、国债市场以及企业债市场并列为美国四大资本市场。

而在中国，除国债之外，企业债几乎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就债券种类而言，在发达国家中，国债列第一位，大约占据市场份额的一半；由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债列第二位，其市场份额为30%左右，余下的为一般企业债券。而目前中国金融债和企业债的大规模发行还在酝酿之中。股市重而债市轻，使得证券市场的“股”“债”两条腿严重跛行。

专家形容目前的中国债券市场是：国债交易市场分割，金融债发行主体错位、企业债管制森严、央行票据风生水起。

到2002年国债发行规模已达到约6000亿元。但形成了银行间市场和证券市场两个彼此分割的市场，银行间市场似乎是面对金融机构的一个私募市场，其规模约10倍于交易所市场，但流动性却很差，交投极其清淡。

到2002年金融债发行规模接近2600亿，但主角是三大政策性银行而非商业银行。1994年前国有商业银行尚在金融债市场有所作为，而此后三大政策性银行成为金融债券的发行主体。其中国家开发银行扮演了绝对主角。

目前企业债发行步履维艰，发行规模大约在二三百亿。而企业债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庞杂，它包括地方企业债券、重点企业债券、基本建设债券、企业短期融资债券、公司债券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央行票据在债券市场上风生水起，2002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将在公开市场业务正回购操作中所形成的91天、182天、364天未到期国债余额，转换为相同期限的中央银行票据长期存在。鉴于央行现券持有规模不断下降，使得央行防范通货膨胀的余地日渐萎缩。

目前，在决策层已形成共识的是,一个完备的债券市场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应是下一步金融改革核心任务之一，全面发展包括国债、金融债、公司债、市政债、抵押贷款债等在内的债券市场已是当务之急。中国债市的冰层下已开始悄然涌动暖流。

在新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中，地方发债将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专家介绍，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每年高达大约5000亿元。很多专家都曾认为，发行市政债券是解决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矛盾的可行办法，但问题是，中国目前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目前北京市为2008年奥运会的计划投资已经达到3000亿，但北京市2001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仅450亿左右。由北京市发行"奥运债券"而引发的地方发债被寄予了极高期望，但此项计划最终未能得到上级政府的批准。

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刘慧勇一直倡导地方发债的发展。他认为，“地方发债将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大推动力——可以最有效解决就业问题。”

中国在1994年《预算法》中明确了"（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原则。于是就有打破既有法律限制、确立地方发债权的呼声。然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方政府有没有发债权，而是地方政府是否应该成为独立行使财产权的主体。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国家恢复发行国债开始起步，历经22年的发展，经历了实物券柜台市场为代表的不成熟的场外债券市场主导、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代表的场内债券市场主导到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代表的成熟场外债券市场主导的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将考虑适当增加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支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全面施行登记备案制和招投标体制

国家正在积极推进新一轮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便是改革现有的投资项目行政审批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将采取投融资登记备案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将积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对那些能由市场或地方决定的事项，坚决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评价，取消现行的投资审批是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大进步。改革将进一步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除极个别的特殊领域之外，都要向国内外投资者开放，实行公开、公正和公平的资格审查和招标投标。

层层审批不仅不能丝毫解决重复建设问题，相反却造就了决策随意、效率低下和无人负责。在新的改革中，所有的竞争性行业都将完全实行登记备案制；交通、能源、水利和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国家已有“十五”计划，相关部门只须据以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原则上应由地方根据已批准的城市发展规划负责实施。

在新的改革中，将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区分为经营性的、半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三类。政府主要承担完全不能市场化的即非经营性的项目，其他的都应该采取企业化经营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投融资方式。例如，公路可在已有基础上分成三类，即完全商业化运作的高速公路、限定期限收费经营的一、二级公路，完全公益性的县乡公路。尽可能地把一些公益事业推向市场，既是世界潮流，更符合中国实际。例如，地铁和轻轨，由于中国人口密度大，利用率高，只要合理确定价格形成机制，实行企业化经营并达到保本微利是完全可能的。又如，医院、学校及其他文化、体育设施，也都可以进一步划清类别，找准定位。

专家介绍，在市场准人制度和执业制度的变革之后，就是建立透明、公开、公正、公平的运行体制。因此国家今后将在所有投资领域、在打破地区、所有制、内外资界限和行业垄断方面、在开放各个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和文教卫生体育等经营性社会事业领域，全面推行项目法人招投标体制。

专家介绍，一些项目建设、政府采购和企业亏损是因为建设项目招投标和采购招投标中的腐败导致的。据专家估计，改革开放的20多年以来，由于投资项目、政府采购和企业经营招投标体制不顺等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损失，大约在3～4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为贪污受贿损失的数十倍。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招投标体制,杜绝无序竞争,使招投标透明化,真正形成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

专家介绍，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管理由直接向间接、由指令向指导、由控制向规范的转变既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趋势，也是中国各个行业发展的要求。

在计划经济时代，投资项目的审批是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投资行为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各个行业的均衡、平稳、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无论是国际及国内的经济环境、体制环境，还是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客观上都要求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社会投资行为，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项目审批制度的终结已是不可避免。

　　建立社会征信体系

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建立投资中介服务体系。现有投资咨询、项目评估、设计、会计、审计、法律、监理、企业资信评估等组织和单位要与政府部门脱钩，逐步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对其行为后果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的法人实体，形成较为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各类投资中介机构要按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法经营、平等竞争，建立以执业信誉和技术服务质量求生存、求发展的自律机制。建设项目的实施，包括工程设计、咨询、施工和监理等，将全面推行招标投标制。项目法人自主择优选择投资中介服务机构，通过有序竞争，提高中介服务机构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专家介绍，在投资中介服务体系中，建立资信评估业显得急为重要。

专家介绍，全社会严重缺乏信用观念，这是中国投融资环境存在的一个特殊的经济问题，缺乏信用观念和缺乏职业道德相结合，已经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导致于市场的严重失序。这种普遍失信的结果，造成一方面各类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无处融资，另一方面老百姓手中的钱缺乏增值渠道，不敢投资的局面。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信用是商业交易的前提，现代商业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市场经济首先是信用经济，信用是商业伦理的基本要求，是企业和市场竞争力的灵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任兴洲认为，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信用是指参与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践约能力。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指的狭义信用，则是受信方向授信方在特定时间内所作的付款或还款承诺的兑现能力。因受信对象性质的不同，信用可分为公共信用、商业信用和消费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的面相当广。

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当然包括广义的信用，这是建立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和必要条件。然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又不能单纯地建立在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之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对市场主体之间的信用关系管理的整套法律、法规、准则、制度和有效的信用市场形式。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至少应当有三种力量在起作用，即市场力量、政府力量、伦理和法的力量。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社会信用意识并没有随之建立，因而缺乏对失信的惩戒机制，造成全社会严重的信用危机。在中国，迄今为止尚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有关征信的法律法规。仅有的一部相关法律法规，无论是在具体内容还是法律地位上，都无法对现实业务形成指导。这就使中国的个人征信业面临尴尬和困境。

国务院法制办一位有关官员告诉《财经时报》，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迟迟难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无法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所谓“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指征信机构，依法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主体（包括法人和自然人）的信用信息，进行采集、加工、储存，形成信用数据库，以便为需要相关信息的交易对象提供信用记录档案服务的管理模式和制度。该体系管理目标与内容主要是规范授信、平等受信机会、保护个人隐私。

根据新的改革方案，该方案建议中央政府明确建立一个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的综合管理部门。据悉，该部门作为主管部门，承担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综合管理和监管职责。

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社会信用管理现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各自为政，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监管机制。与信用管理有关的政府部门主要有国家计委、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公安部、建设部、信息产业部、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局、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部门。

目前，中国的征信公司尚处于起步阶段，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影响也不尽理想，其作用与功效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积极培育独立的征信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方式管理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中国现有的征信机构大体可以分为3类：一是民营征信机构；二是外资、合资征信机构；三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推动建立的有关中介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