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家的政权质量建设     

    就我国21世纪而言，国家政权质量建设核心问题主要包括：每一级每一届领导核心的质量建设及权力的顺利传承；权力竞争中的择优性、公正性、受控性、无害性、无污染性；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对执政行为建立可靠的质检工程；正确对待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形象。

1、每一级每一届领导核心的质量建设及权力的顺利传承

    从历史上看，这个话题是我国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也是人们最不敢面对，最为忌讳的地方，在我国历史长河里，人们采取了只做不说的办法。所谓不说，就是指不去真正把这种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不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而难以形成对后世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体系，自然也就没有成熟的理论转化为国家法律制度，因此后人去做时也做不到位，总难免时常出现差错。很显然这并不明智，因为只有把危险研究透彻，才是消除危险的最好办法。

    纵观古今中外，在这方面出现的问题，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12种类型：

    （1）最高层领导人像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一样，贪婪自私，不恤民生，大量掠夺国家财富，屯积私产，存放国外，败坏政风、官风，给国家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

    （2）最高层领导人像秦始皇和斯大林一样，生性多疑，残暴不仁，滥杀无辜，血洗异己，冤狱四起；

    （3）最高层领导人像纣王和隋炀帝杨广一样，毫无德操，淫乱下流，为私欲大兴土木，穷奢极欲，不足以给下属和人民做表率；

    （4）最高层领导像希特勒、东条英机一样，强暴无道，穷兵黩武，交恶四邻，树敌世界；

    （5）最高层领导人像我国大多数封建统治者一样，乐于声色犬马，珠宝珍玩，朋党酒宴，游荡喜嬉，不理政务，荒废国事；

    （6）最高层领导人像我国大多数昏庸统治者一样，偏听偏信，亲奸佞，远贤能；信谗媚，恶忠直；御文颂功，雇民欢迎；胁人献谀，撒利网忠；上下离心，官民悖德，政不修而失和，百事滥而乖张；

    （7）最高层领导人见识短浅，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意气用事，结果出现诸如“王明左倾冒险路线”，“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决策失误和过错；

    （8）辅佐二心，派性纷争，奸党朋起，犯上作乱，政出多门，营私舞弊，中央失权，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危机四伏，内外惶惑；

    （9）故旧政要，行曹操、鰲拜之道，恃功自大，党羽四布，挟持国政；或门生故吏，遍及上下内外，圈势弄权，谋求特殊利益；或骄横自私嫉妒成性，对新领导人呼三喝四；或以势压人，蓄意阻挠新领导人推行其政策主张，当涉及个人利益和面子时，则错不让其改，奸不让其除，弊不让其革，陋劣不让换，丑恶不让止，使新领导人只能为其私家利益充当“打工”或“捂弊”角色；或破坏新领导人的权威，挑拨内讧，使之难成一事，难积一功，难行一德；

    （10）大官僚大财阀相互勾结，沆瀣一气，营势结党，企图操持或对抗中央政权；或贪官污吏，私受重贿，为奸商、特殊利益集团、反动敌对势力等充当内应，弄奸使诈，进伯嚭之音，灭子胥之智，复夫差之败，致使政坛不宁，股肱不保，国家不安，政策扭曲，利益流失；

    （11）人如三国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多谋无断，进退失据，不辩贤愚忠奸，无真实领导能力；或如二战前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软弱无能，坐大强敌，痛失先机；

    （12）、人如王莽，外恭心贼，施诈篡权，横征暴敛，却又甜言如蜜，欺哄人民，致使人心失尽，狼烟四起。

    当然问题可能远不止这些，这其中的每个方面，要么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要么能使已经成就的事业衰败；要么导致百弊丛生，内乱连绵；要么难以给国家带来显著的社会进步。总之，任何国家在21世纪防不住这些事情的发生，就绝不会有好事，绝不会有持续地国运兴隆局面。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做得要相对到位一些，或者说从这些方面出问题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虽然对于上述这些情况，我国在本世纪前20年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我们却可能丧失最后一个未雨缪谋的防范机会。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

    首先，从十六大班子交接可以看出，新的领导层是一个沉稳仁厚、谦虚谨慎、经验丰富、功底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众望所归的集体，这个班子中有治党有方和具有民族地区、落后地区工作经验的，有多年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有主持过多年国有企业管理工作的，有通晓农业大省、大都市、经济最发达省份工作的，有擅长管理干部和组织工作的，有来自政法战线的，因此人员结构非常科学合理，是个只要团结一心，群策群力而又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就一定会出大成就的集体。加之上代领导集体的诚心诚意维护，在这样的领导集体里不可能会发生那些事情。

    其次，十六大产生的新领导班子成员，和同时着手培养的下一代成员，基本上都体验过很多历史痛苦，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风浪，这表明我国近现代的许多历史隐痛、许多历史教训，在前20年这个阶段还有非常好的“药效”。至于后80年里，这种“药效”因我国渐入佳境，将慢慢过期，可能不一定那么管用了，用俗话讲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的时期在后80年里又要到了。从历史角度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极易进入由治入乱的事故多发期。再说，那时各代领导集体在权力交接时，是否都能像第三代领导集体那样心好，想尽办法给下一代创造优越的执政环境，在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时，谁也不敢百分之百地作这样的保证。

    第三，在困难和逆境中一般不会发生的事，在顺境中很容易发生，人的心态也更容易变得嚣张，对危害和危险也更容易麻痹。20年后，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与目前不可同日而语，从前难以办成的事，那时闭着眼睛也能办成了，成就感得来很容易，威望也来得容易，在国际上得到的吹捧也会更多。这也就是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们，几乎没体验过历史上的痛苦，没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洗礼，没感受过前人创业的艰难困苦，但却即将在本世纪后80年的生涯中掌权后，体验轻松得来的成就感和辉煌，从而使其自以为了不起的骄傲自大情绪很容易得到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产生洋洋得意、不可一世、为所欲为的心态也是难免的。这还意味着那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份量、派头与以往的领导人将大不一样了，说不定个个都牛皮哄哄的，至少比二战胜利后的邱吉尔不会逊色。如果连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还没订出来的规矩，那个时间要给派头更大、心性更骄狂的人们再订上，就更不可能了；今天的领导人听起来或许会不愉快的话，那时的领导人就更不愿听了；今天的人不敢当领导人的面说出来的话，那时的人就更不敢说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不干坏事的人，带头去制订和遵守专为预防干坏事的人所订立的规矩，这种规矩才会被后人自觉遵守--这正是党和国家前20年应做到的事情，也是本节文章论述的出发点。

    虽然我们并不敢妄言20年后这12个方面的情况，会一定或多或少地重现，或一定不可能重现，但有所防，比无所防还是会好一点儿。孙子曰：“无持其不来，持吾有以待之”，这正是我国21世纪在这些问题上应有的态度。正所谓“千年老林，以星星野火为患；百层大厦，以匹夫逞凶为忧”。我国在泰平盛世要做的，就是制订一套有效的防范“星星野火”、防范“匹夫逞凶”的措施，来保住我国社会主义的“千年老林”和“百层大厦”。在本世纪，不包括前20年，我国大约还要产生十代以上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其中如果有一届或几届中央领导集体质量建设没搞好，把中国的事情弄砸了，我国的发展事业就又要遭受重大挫折和损失，甚至前功尽弃。要是那样的话，不说别的，就连中国重新站起来的信心都会完全丧失掉。

    也就是说，国家大法必须明确，国家哪些权力必须给予最高领导集体，比如反恐、反腐败、应对经济危机的权力，重要人事任免变动的动议提名权等等，而哪些又必须在给予的同时加以限制，比如对他国宣战和实施核打击的权力，解散或重组中央政府、人大的权力，罢免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等等。同时，也必须明确最高领导集体中各个成员的权限，哪些是他们共有的，哪些是集体才有而他们各自不应有的；哪些是最高领导人可以做，而其他班子成员不能同样去做的；哪些是各个成员自己独有的而其他成员不能侵犯的。包括违反这些原则后应怎么处理等等，能明确的都应尽量通过立法予以明确。这样才可以把权力责任分清楚，功劳过错，该是谁的就是谁的。防火修堤，并不是因为它时时都出火灾或水患，而是因为它偶尔会烧毁森林大厦，或淹没千里平原，万倾良田。纵然火灾水患在前人任上从没发生，但后人任上如果出了事，没有防火措施或堤岸的罪过，还是应归于前人。

    另一方面，处在最高层领导职位上，往往是一人悖其道，天下取其祸；一人失其德，天下倾其身；一人谬其知，天下失其是；一人荒其事，天下失其成；一人闭其智，天下败其事；一人嬉其志，天下吞其苦；一人作其弊，天下承其难；一人趋其欲，天下服其毒；一人阴其心，天下效其诈；一人事其陋，天下坏其美；一人邪其品，天下囚其正。其喜天下逐之，其恶天下避之，处下者皆揣其意，娱其心，肆其志，投其好，故其好善恶恶，则天下正以清；其好恶恶善，则天下邪而浊；其心正，则天下自正；其意诚，则天下自信。民众敬之，奉之，爱之，戴之，诚心以遵，恭行以从，目的是要这些领导人医天下之苦，去天下之疾，消天下之灾，除天下之害，解天下之难，除天下之弊，种天下之福，养天下之利，载天下之事，牧天下之才俊，耕天下之伟业。是以处上者，道隆而利生，德高而惠流。民众的祸福荣辱，成败得失，皆仰其智慧之短长，道德之高卑，能力之精粗。由此看来，在最高层领导职位上，虽处一党之尊，一国之贵，其实是有过罪在一身，却殃及一国一党一域；有失错在一人，却祸及一党一邦一地。因此，这不仅仅是要靠当选领导成员个人提高素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党和国家要有制度来保障高层领导成员的素质到位，从领导成员的产生过程，到当选后任期结束，都要有可靠的制度进行全程把关，明确规定哪些是领导人不能违背的，违背后是要受到认真追究和惩处的。凭克林顿的聪明才智，他绝对可以意识到绯闻一旦被证明，对他和民主党将意谓着什么，但是他还是有想得到利害关系，却做不到洁身自好的时候，这就是说，人性中的确有我们自己的理智所无法克服的弱点与缺陷。一旦这种弱点和缺陷被无休止地迁就，而得不到外在强有力的制度性帮助，就会演变成灾祸。

    只要每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质量建设都能很到位，地方各级各届领导层质量建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家其他发展建设上的问题都可以克服了。

    权力的顺利传承，既要靠制度建设，又要靠榜样的力量。制度建设就是规定最高任期，比如规定领导人最多只能干两届，每届五年或四年等；榜样的力量，就是指国家有众多的崇高领导人像华盛顿总统和江泽民总书记一样，不贪恋权位，树立后人学习的光辉典范。

2、权力竞争中的择优性、公正性、受控性（安全性）、无害性、无污染性

    让国家陷入灾难的情况，在政治上只有两种，一是没有政府；二是有政府，没有好官。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治民易，治官难。因此只要能治好官，就等于能治好国。

    很显然，让人们对权力完全失去理想、冲动、激情、使命感、责任感，最终的结果是国家没有人愿意出来治理，没有人来为国家承担重任和尽义务，没有人愿意主动去学习治理好国家的知识，没有人愿为治理好国家而用心锤炼自己的智慧、品格、节操、思想、信念、能力。这样的话就难以找到杰出的人才，来领导和组织起良好的政权。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良好政权管理的社会将一团糟，整个社会将没有秩序，没有公正，没有自由平等，没有人身财产安全，盗贼没人治，杀人没人管，强奸无人问，放火无人拦，有冤无处伸，水旱地震饥荒没法救，国家不能把各种财力、人力、物力、技术等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改善民众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总之，没有高尚的领导层，没有高尚的政权，或人民不服从高尚权力的国家实质上就是一个大地狱。

    但是，如果让人们为权力而丧失天良和理性，为获得权力不择手段，不遵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或者破坏游戏规则的公正性，对权力追求的动机丧失纯洁性，在权力竞争胜负上不能达成和解、宽容与妥协；或为了得到和保住权力，就嫉恨别人比自己强，诬蔑陷害强过自己的人，或不顾党、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用阴谋阻挠别人去取得显赫的政绩、功劳、成就，想方设法把别人搞黑搞臭，搞得抬不起头。尤其是上层展开权力斗争时，下面的广大干部在工作上就不知道到底应听谁的，要么一头雾水，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在胜负结果没明朗前，下面的人都害怕把宝压错了，人人自危；要么抱着赌一把的心理，死心踏地去投靠一方，对抗另一方。正经事在这样的局势下根本做不好，这些对国家同样是灾难。因为这样的话，其结果是党政系统内必然会你一帮我一派地各拥其主，明争暗斗，把国家和人民的时间、精力、物力、财力、媒体等有限资源，用于无休止的争权夺势、相互攻讦、相互辱骂、相互敌视、相互怨恨、相互暗算、甚至相互仇杀等等恶性循环的报复上，而不是用于经济、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等等发展事业上，国家将会被拖垮，被耗空，发展机遇和资源都将白白浪费和流失，人民的精神、思想、价值观都会被扭曲，迷失方向。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正事都没有人顾得上了，上上下下都全力去应付权力斗争。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精气神儿都会被权力斗争的魔力吸住，人们去谋发展，图富强，求安定，兴经济、强科教等反而会没有了精气神儿。在激烈的、无秩序的、不受控的、没有天良和理智的权力斗争酿成的内乱之中，人民最终也将过着像地狱一样的生活，国家和人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发展良机白白流逝。残酷的权力斗争，能使历史上最有才智的伟人去平息时倍感力不从心。整个苏联历史上的权力交替，以及我国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将相传承，无不惊心动魄和蕴藏着巨大的政治动荡风险，以及国家和社会危机，甚至战乱等。天下一姓，尚多见骨肉相残，父子兄弟成仇，况天下异姓乎？中共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确实是我国必须认真解决到位的一项战略性任务。这件事如果不能认真到位，我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发展基础，不用三下五去二的功夫，将来就又会被穷折腾掉。

    对于我国来说，人们对权力的理想、冲动、激情、使命感，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主要是防范后者，国家要动用一切诸如伟大的榜样力量、传统美德教育、历史经验教育、制度建设、让人们皈依善正理性的宗教信仰、媒体监督、思想舆论导向宣传等等手段，来最大限度地防止人们对权力疯狂追求时丧失良知和理性的风险。也就是说，既然权力斗争在任何社会里都是无法完全避免的，那么我们就认真的面对它，想办法让它变得择优，公正，受控（安全），无害，无污染，不让它出赃官、贪官、昏官、庸官、黑官、邪官、鬼官、愚官、陋官、劣官、懒官，不让它演变成社会动乱或战争等可怕的局面，不让它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增长，不让它削弱政权的统治基础和国家实力等。

    在这方面，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制度应该说都是非常有贡献的。只不过二者侧重点不同，儒家主要立足于让人圣其心，洁其志，让人们在得到权力或追求权力时，都尽可能消除不纯洁的思想和动机。我国建国后至今，从本质上说，还是在沿着这个思路在治国，主要是立足于净化官员的政治思想。我国古代贤明的政治家们的确早已意识到“乱世除暴宜奇谋，坐守江山宜儒教”。儒家主张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崇尚仁、义、礼、智、信、公、正、忠、勇、严、廉、谦、温、良、恭、勤、俭、让、恕、忍等官德修养；讲求下级服从上级，宁可个人受委屈，也要顾全大局；讲求忍辱负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讲求宽宏大度，不搞无原则的斤斤计较；讲求去奸存忠，去邪存正，去恶存良；主张对暴政进行规劝；主张对人性向光明正大的方向进行启发引导；憎恶丧失气节，贪生怕死，不忠不义……。通过营造这种浓厚的政坛文化氛围，从而对人们追求权力的动机和得到权力后的心灵世界不断地进行净化，引导人们的精神境界不断进行升华和提高，我国汉、唐、北宋、明、清，都曾出现过对儒家思想尊从的比较好的时代。总体而言，尽管我国自尊从儒学以来，各个朝代的权力更替中仍时有邪恶和暴乱，但比起儒家思想尚未确立的春秋战国和暴秦时代，无疑是好了很多，因此儒家思想基本上算得上是相当完善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国家权力的质量建设和安全性方面，发挥过非常好的作用，尤其是汉政权儒家思想地位确立以后，我国基本上再没有那么无休止地重演春秋战国的混乱或秦王朝的短命，不能不说儒家思想居功至伟。但是儒家思想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因为一些大奸大恶的人是无法教化好的，一旦这种人一时得势控制了权力后，或者说在邪进正退的政坛大背景下，以儒家思想（或与儒家思想类似的思想）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实质上就面临巨大的危险了，就免不了要受到沉重的打击，统治基础就会被动摇，国家就会重新陷入灾难之中。而预防这种情况恰好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

    西方民主政治更侧重于制度建设，他们没有佯装看不到权力斗争的可怕性，危险性，邪正对垒的复杂性，他们明智的正视了这一切，也成功地把权力更替的惊心动魄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并务实地围绕权力斗争的特点制订文明竞争角逐机制，建立严格的权力质量检测体系，让合格的进，不合格的退，让奸恶手段无法得逞，让真正高尚的、有政治智慧实力的、文明的竞争者获益。在这种制度下，坏人再无法通过蒙蔽或取悦个别权威，或让对手在权威面前失去信任就能达到目的。任何人要获得成功，不积累厚实的政绩、品格、智慧、经验、能力、知识、才华、政策主张、声望等等个人资本，不能凝聚起一批卓越的人才，得不到绝大多数民众的信任是无法想象的。华盛顿将军当年的那场试验得到了历史的检验，至今还在给西方惠赐丰厚的福泽。当然，正如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不是万能的一样，西方并不是仅把其政权稳定放在制度建设“一个篮子里”，崇高的榜样力量和基督教信仰对人们心灵世界的净化，也帮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大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众心灵没得到净化的国家，他们的民主会是完美的，会是真正成功的。因此，一方面，制度是因为人性的光辉而美好，失去人性光辉的民主也将是灰暗的民主；另一方面，崇高的榜样力量和良好的宗教或思想信仰统治，会因结合了科学的制度而变得更加稳定可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于我国而言，除了崇高的榜样作用，以及传统美德与历史经验教育、让人们皈依善正理性的宗教或思想信仰、媒体监督、思想舆论宣传导向等方面尚有潜力可挖外，关键是还要搞好科学的制度建设，使权力角逐受控地安全进行，使国家未来即使万一碰上大奸大恶的坏人，也不碍事，让邪恶的人想坏国家大事也坏不了。即建立公正、透明、规范的游戏规则，创造公平竞争条件，建立科学的程序，以及决出胜负的科学规则，规定参与竞争的条件、时间、方式，规定具备或丧失角逐资格的明确要求，确立文明的操作机制。通过这样的制度建设，使人们得以凭各自的智慧、才能、品格、政策主张、功绩、经验、思想、阅历见识、文化知识等综合素质，来文明地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法定的程序决出胜负。使人们在权力竞争角逐中，再也用不上野蛮粗暴、武力威胁、军事政变、阴谋暗算、雇凶仇杀、利诱欺诈、捏造谣言、行贿进谗、阿谀奉承等手段。让人们使用了这些手段就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得不偿失。通过这种制度，使国家把素质低劣的权力角逐者拒之门外，把经过公开公正地比较后，得到多数人公认是素质最优秀的竞争者筛选出来，推上领导岗位。总之是让能者、善者、正者获益，让搞歪门邪道者得不到任何好处，且付出惨重的代价。迫使人们要想获得权力，就不得不走正道，使邪正竞争的结果，就像齐威王时即墨大夫和阿大夫得到的不同下场一样。

    总之，好领导干部让他上不去，或上去后保不住不行；差劲的人不能把他拒之门外，或走上领导岗位后不能把他撤下来也不行。这就是新制度要彻底解决的问题。

    当然打造这种制度不能急，要先进行理论准备，积极酝酿，等方案切实稳妥可靠了，确实非常成熟了，再实施。应该说我国打造这样的制度优势还是很多的：

    一是我国现在有充足的时间来从容不迫地，耐心细致地做这件事。按现在的形势，我国至少有十至二十年的时间可用来打造这种制度，即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选择地方政权做试点等。

    二是打造这种制度时，有现成的古今中外成败得失经验和教训，供我们观察、学习、分析、研究和总结。

    三是我们现在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对民众的观念进行引导和教育，让民众对新制度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态度；教人民学会怎样选择好的，怎样淘汰差的；让人民清楚什么思想言行是对国家和自己有好处的，什么是有坏处的；帮助人民学会怎样防止上当受骗和不被坏人利用，即帮人民提高识别善恶、贤愚、忠奸、对错、真伪、曲直等能力；引导人民树立认真谨慎的态度。我们可以借助现代发达的传媒手段，把历史上各国所有文明的民主选举素材和形象丑陋的民主选举素材，都搜集来真实地对比着反复播放给民众看，让专家讲解各自带来的好处和危害。借助我国已经实行多年的村级民主选举这个和广大民众联系非常紧密的大课堂，认认真真地让民众好好学习十至二十年，让他们在这个民主实践中长见识，长本事，树立正确的坚实信念。

    很多国家的民主政治开始都很混乱，很不正规，各政党和民众在其中迷失了方向，搞无原则的你死我活的争斗，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实施民主制度前没做这样的细致工作，从一开始就失去组织领导，准备工作做的很草率很马虎，很不到位。另外很多国家实行民主政治的时机不对，不是选择在国内矛盾少，冲突少的时候，而是大多选择在国内矛盾冲突激烈的时候。不是选择对原执政党最有利的时机，而恰好是选择原执政党在民众中威望下滑人气不旺的时候。不是原执政党积极主动地有充分准备地去做，而是被逼得万般无奈时消极被动地去应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对制度的科学理性设计、人性的光辉和榜样力量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没有人性的光辉和伟人的榜样力量，这样的民主政治充其量是个“瘸子”，因为一旦党派间迷上了无原则的争斗，那么非常急需的好政策、好法案、好制度措施，就会久拖不决，民众望眼欲穿的事很难做成，结果虽然是糟糕的领导人再干不成多少坏事蠢事了，但英明的领导人也再干不成多少大事好事了，这样的民主政治还不如集权政治。集权政治一旦遇上英明的领导人，那么利国利民的政策措施，就决策的快，落实的快，治理国家见成效快，行事果断利落。其缺陷主要在于，英明的领导人做大事好事时决断的虽然干脆利落，但糟糕的领导人做坏事蠢事时，也同样决断的干脆利落。因此一旦遇上糟糕的领导人，那后果就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无法挽救的灭顶之灾，再多的其他英明领导人以前获得的成就，也不够这种人毁于一旦。我国只要充分吸取这些人类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完全可以杜绝其负面影响的，也是完全可以做到不以牺牲共产党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样一来既有科学严谨的机制和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又有良好的民众素质来配合，结果肯定是非常理想的。我们也确信榜样的力量，自从江泽民总书记这里开了好头之后，一定会在我国持续下去。

    四是共产党在这十至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可以堂堂正正地用党费合法地组建党的公司、企业、财团，为党未来的活动积聚雄厚的财力，保障党组织活动和竞选资金的合法来源。当然，绝不能把国有企业或国家财富转成党产，那样做不能保证党的财源是完全清白的。很显然，在未来那种情况下，党的组织活动和选举经费，以及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工资福利，不可能再由国家财政保障，竞争对手不可能让共产党那么做，共产党也不可能让对手那么做。现在我们党悄悄地扎扎实实地合法地准备十至二十年，还没等对手将来想到利用这张牌，我们已经在正式进行公平竞争前把他们的嘴堵死了。而且那时的竞争情形是我们拥有合法得来的完全清白的雄厚财力，而对手却什么都没有，一贫如洗。一旦我们党彼时主动提出要求，各党的活动经费全部自筹，单凭在竞选经费上，我们就可以给对手来个以实击虚，就足以给对手们致命一击。

    五是共产党在二十年左右的准备期内，可以在人民群众中成功地塑造更高尚的崭新形象和强旺的人气；可以在这一时期内创造出更多让人民赞不绝口的伟大政绩。因为只有伟大的功绩和时间，才是冲淡我党历史上的一些过失在民众心理上负面影响的良方。同时借助这样的有利时机，可以把党内消极腐败的东西治理得清清爽爽；我们可以借助现有各级党校，在教育体制上加以创新，培育和训练出根本不可能遇上对手的大量新人和超重量级选手；可以把党建理论、思想主张、政策、方针、路线等等搞得更扎实，更先进，更有生命力。这样以来还怕和谁竞争呢？谁又有这样的对抗实力和共产党竞争呢？和谁公平竞争都将是没有胜负悬念的较量，结果实质上都还会是一党执政，只不过因为是认认真真地通过公平竞争得来的，说起来更好听，更让人信服，更受民众敬仰，让人看起来更光明正大而已。

    六是让一些其实不可能给执政党带来任何威胁的对手，时常在执政党面前晃荡晃荡，找找刺，挑挑毛病，可以极大地促进执政党内的团结稳定与活力，增强危机和忧患意识，增强积极进取的向上动力，非常利于党内建设和消除党内的消极腐败因素。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执政党内的很多矛盾其实都是因为长期没有外在压力和太安逸造成的，在没有任何对手甚至没有任何人敢批评的“安乐窝”里，执政党内最容易养成很多诸如懒惰、散慢、自大、骄横、贪婪、个人主义、阳奉阴违、脱离群众、不诚实、吃喝玩乐、自立山头，争权夺利、伪造功绩、目无党纪国法、胡作非为、拒绝接受批评监督等一些屡教不改的坏作风坏习气。这些顽疾如果长时期拖下去得不到彻底根治，这样的执政党没有人可以长期管得住，也没有人可以长期管得好。世界上最好的执政党，几乎都是在压力和挑战中得到煅炼而不断成长进步的，执政党的智慧、能力、品格、思想光芒、精神动力等等都是在外在压力和挑战中升华和提高的。因此，彻底消灭外在压力和挑战的作法，实质上也是在彻底消灭执政党的优秀本色，其结果只会娇养出“纨绔政党”。正如我们没见过多少“纨绔子弟”能保住家业一样，也不可能有“纨绔政党”能使国家繁荣富强。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如果出问题，最大的可能是出在党内。这话今天看来实在是太深刻了。在中国，除了共产党自己不争气，不上进，自甘堕落之外，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势力能把共产党掀翻。

    总之，我们党只要借助这些难得一现的历史机遇，打造一种全新的，人类历史上最为科学和先进的政治机制是绝对可能做到的。有了它，就可以真正做到权力角逐中的择优性、公正性、受控性（安全性）、无害性、无污染性。同时，通过强有力的制度建设，使权力斗争再也不能够以牺牲国家发展为代价了，让那获胜的，赢的心安理得；失败的，输的心服口服。做到了这一点，我国在21世纪就可以消除来自于这方面的隐患困扰和风险，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多买了一份保险。同时，我国的政治制度也将由落后变先进，成为全球最优秀最有吸引力的政治制度，其重大意义在国际政治中是不言而喻的。

3、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一个国家权力系统的行使状况，取决于三个方面的成败得失，第一是组织部门选人用人时要把好质量关；第二是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做到位；第三是对权力的收放予取要讲科学，即选用人才的来源面要宽，可以在下级干部中选取能力、政绩、品格等突出的，也可以从著名学府、公司、企业、科研院所找合适的，还可以找白手起家创业很成功的，从而实现领导知识、风格、能力、作风、思想、理论等等在权力系统内的“杂交”，做到优势互补，迸发朝气和活力，避免权力系统死板僵化；同时在官员任期上，必须加以限制和规范，避免人在官场呆的时间太长了，混成了“老油条”，结果干正事没什么本事和锐气，玩弄权术往上爬，保全权位却一套一套的，并进而造成权力的腐败无能。总之，国家要想建设好高素质的权力运行系统，这三方面之中的哪一方面不成功都不行，在这里本文只谈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正如银行不能因为今天没遇上抢劫，就应放弃警戒措施；财务人员不能因为自己不是贪污份子，就拒绝建立防范贪污的财务规章制度，或拒绝接受财务规章制度的约束。同样，国家不能因为今天的党政领导人是伟大英明的，就不应防范未来有的党政领导人可能是低劣平庸的；或他们在这件事上是伟大正确的，就不应防范在另外的事情上可能是有时糊涂的；国家的各级党政领导人，不能因为自己不是邪恶无能之辈，就拒绝建立防范出现邪恶无能领导人的国家制度，或拒绝这种制度的约束。

    权力像一把刀斧，好人只用它来切菜、砍柴，而坏人却拿它去杀人行凶、拦路抢劫。但权力在坏人手里所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要远比刀斧在坏人手里时威力大得多。因此对权力不加监督和制约的国家，是最不道德的国家。党的十六大把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这无疑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的。

    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能够最方便地以牺牲国家和公众利益的方式，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享受和满足各种欲望。国家的实力增长和发展速度，与官员以权力实现私欲的程度成反比，国家用于官员实现私欲的资源和精力越多，用于各项事业发展的资源和精力就越少。国家用于各项发展事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越少，国家的实力增长就越缓慢，民众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程度就越低。因此，权力在恶人手里可以非常强有力地败坏国民经济增长能力，可以极大的阻止民众过上富足生活。

    权力的重要特征是民众要对之服从，因此权力具有让人服从领导个人意志的一面。坏人、恶人就可以用它作威作福，奴驭群众，欺压群众，愚弄群众。民众会因之丧失很多法律所赋予自己的基本权力和自由，会在坏人面前丧失最基本的人格尊严和平等。现实中领导层素质有高有低，有好有坏，有善有恶，有真有伪，既使再精明的领袖人物和组织部门，也不敢完全保证所录用的人都百分之百地过硬，多少还有一些人的不良品质，是人们一时无法看清的，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就更显得必要。

    权力的另一个特征是它能规定人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该怎样做什么，不该怎样做什么。因此权力在愚蠢的人手中，会剥夺人民很多智慧的思想行为。会把人民的智慧、思想、技能、知识、经验、见识等用掌权者个人的愚见、偏见、成见、浅见、无知之见等等软禁起来，让社会因之失去朝气和活力。一个低劣平庸的人掌权后，他就会按自己的喜恶做事，假恶丑的东西，可以因为他喜欢而得以发展壮大；真善美的东西，可以因为他厌恶而走向衰败。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领导人的不同领导方式，会导致社会发展成就有天壤之别的原因。

    人的本性中都有喜欢享受、快乐、自由、体面、富有、高贵、豪华、美色、安逸、受人尊崇，以及喜欢比别人好和比别人强的一面，国家对人们通过道德合法的诚实方式，来满足这些人性本能要求和欲望，应该是完全允许的，也不应去说三道四，更不应心存疑忌。但权力在不少人手上，面对这些时往往是软弱的，不堪一击的。有些人的权力会为这些物欲和享乐跪倒，能被这些东西收买贿赂；能为这些东西去做伤天害理的邪恶事情；会为之丧失理智和良心，迷失方向。

    人的本性中也有害怕灾祸、不便、死亡、困苦、贫穷、受批评、受指责、失去信任、失去自由、不体面、被人瞧不起以及害怕不光彩的事被暴露的一面。人们渴望躲避这一切，害怕受这些东西的伤害。因此有些人的权力能被这些东西威胁、恐吓，权力的天良和公正性可以在这些东西面前完全丧失，被这些东西逼着干邪恶的事。权力一旦被这种势力控制，好人就会像做贼一样做正义的事，而坏人就会像做正义的事一样做贼。

    正因为权力具有这些负面特征，民众才需要对权力进行认真监督：

    即民众有权知道自己的纳税钱政府是怎么用的，干了哪些事？各花了多少？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是否该花那么多钱？政府提供的数字是否真实准确？

    民众有权质问执政党和政府职能部门：把奸贼给我们捉了吗？害人除了吗？坏人管教了吗？灾患防治了吗？不称职的人辞退了吗？把自私、贪婪、邪恶、虚伪、无能、懒惰、搞歪门邪道捞政绩的人从公职队伍中清除了吗？提名担任党政军要职的人称职吗？好人奖赏了吗？有功德的人歌颂了吗？不公正的事处理了吗？公共事业兴办了吗？国防巩固了吗？科教发展进步了吗？经济政策法规是合适的吗？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质量可靠吗？把党和政府内的坏作风、坏习气、坏倾向纠正了吗？把德才兼备的好人帮我们挑选了吗？在国际上帮我们找到自信和尊严了吗？我国四邻亲睦了吗？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培育起来了吗？各民族更和谐了吗？扶贫取得更大成绩了吗……？民众要这样时常看党和政府是否合格，是否忠诚。党和政府所得到的尊敬，不取决于说了多少甜美的话，发了多少誓，或作了多少承诺，而取决于民众每年对上述问题得到了多少满意的真实答案。我国的政治稳定既取决于党和政府如何对待民众，也取决于民众如何对待党和政府。

    监督只等于民众能够知道掌权者在怎样使用权力，用权力到底干了坏事没有？但是还难以确保让权力无法干坏事，停止干坏事，或干坏事时能及时加以惩治。这就需要国家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措施，使权力在担任公职的人手中只能干好事，无法干坏事，让人想干也干不成坏事。国家需要加强这样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借助永远称职的防范职务犯罪的机构，和一支业务人员能不断得到更新且永远称职的队伍，来防范滥用权力。

    总之，国家绝不能允许各级各届执掌政权者，躲藏在高大的形象里，利用被国家特意维护的权威，干邪恶无能的勾当；不允许利用政权工具维护纵容邪恶无能；不允许利用政权工具阻止查处和惩治邪恶无能。国家应有最严厉的措施防范和杜绝这一切的发生，国家法制应不受任何限制地介入对这类事件的公开查处。

4、对执政行为建立可靠的“质检”工程

    正如对科学原理不加苛求和挑剔绝不是科学探索的美德一样，政府的重大政策、法规和重要人事任命，出台前未经苛求和挑剔，就难免会出现不足或失误。因此，除紧急情况外，事前都应经过国家专门机构挑剔而充分地广泛辩论与表决，严把质量关，保证实施后不出重大问题和经得起历史检验。一个国家，如果让重大政策、法规、重大人事任命等通过得太轻松了，国家的建设和民众的日子就不会轻松了。

    出台一项不合格的政策，可以危及一些地区、一些社会阶层、一个历史时期、一些产业的发展成败得失，可以使整个国家经济陷入灾难……。

    出台一项不合格的法规，可以使民众祸福颠倒，荣辱逆转……。

    任命一位不合格的政府部长或省市领导人，可以使一些行业或一些省市陷入混乱和困境，让大发展的良机白白流逝……。

    对政策和法规执行得不好，就达不到预期的要求，国家的发展进步就免不了要打折扣。比如，如果政策执行不到位，国家在治理大江大河、发展科技教育、扶贫之类的事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能打水漂，见不到成效；如果执法不到位，诸如增加农民负担、行业不正之风、黑社会组织犯罪之类的问题得不到认真的解决……。

    所有这些执政质量问题，都关系到国计民生，对国家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得失、祸福荣辱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如果人们对这种事情的态度，远不如一个企业对其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或者远不如一次卫星发射中确保万无一失的态度，那对一个国家来说就太危险了。如果我们能像重视发射卫星一样重视决策、立法、人事任命等质量问题，那么很多失误根本不可能发生。就是三峡大坝的发电机质量不合格，也没有重大政策、法规和重要人事任命质量不合格的后果严重。话说得难听一点儿，不重视执政“质量检验”，治国就如同儿戏。个别不合格的商品给人带来的损失、麻烦、伤害，影响面很小。个别政策、法规、重大人事任命不合格，那害的人可就太多了。当然在没有可靠制度保证的情况下，碰上好的党政领导班子时还没什么问题。如果碰上一般的党政班子，出台几项不合格的政策、不合格的法规，任命几个不合格的部长或省市领导人，搞几个不合格的大工程，上几个很糟糕的大项目，与外商签几笔上当受骗的大合同，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不高标准建立起这样的“质量检验”制度，国家和人民只能是碰运气过日子。

    我们不要以为美国众参两院对每一项重大政策、立法和人事任命都吵吵嚷嚷，争得不亦乐乎，全都是党派斗争的体现，其实他们那样做确有高明之处，通过刻意挑毛病，找问题，通过故意和重大政策、法规和人事任命过不去，专攻击其软处、弱处、痛处，把政策、法规和人事任命上的事故隐患和潜在危害都刨出来、挖出来了，把其中的水分都拧干了，使人想故意把问题捂着盖着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使人因虑事不周而包藏在政策、法规和重大人事任命中的事故率降到最低。同时又迫使提案、提名单位和负责人员不得不在酝酿过程中加倍小心，反复吃透每一个细节，不得不在重要关节上抠了又抠，让人真正信服，否则他们把经不起推敲和挑剔的东西拿出来，就将会面对被否决或返工的结果。这样一来，出台的政策、法规，提名的重要人选质量都自然提高了，也更周到细致和稳妥了，凡是通过的议案在实施后的确比不那么搞的国家少吃“后悔药”。当然在争论中，党派的私心是有的，个人的偏见、成见、浅见等也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但由于他们的议会人员组成，并不是来自同一个党派，同一个种族，同一个利益集团，同一个州，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公司企业……，而是各个层面都有，受教育的层次和个人素质又都很高，思想观念又都比较独立和自由，再加上刻薄刁钻的媒体监督，因而没有谁能够左右所有人的观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你可以让少数人与自己不光明的私心、偏见等穿一条裤子，但你无法让更多有主见的人同样如此。当涉及到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时，私心、偏见、成见、浅见等消极因素，都不会战胜大多数人的良知和理性；同时，也没有多少人情愿在媒体面前成为丑闻的主角，而更多的是希望成为媒体公开颂扬的英雄。因此，通过广泛辩论后的一轮甚至多轮投票表决，就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自然摒除了。

    集体成员的“单兵”素质都很高时，先通过广泛地辩论，后通过表决统一思想行动，是正确的做法，所以像一个人都有好几个博士、硕士学位的西方国家里，他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集体成员的“单兵”素质都比较低时，服从个别最有见识的个人主张也是正确的，我国在重大决策时以权威的个人意见为核心，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在人们素质普遍较低的特殊历史阶段是有好处的。但今后要逐渐向前者转换才行，因为现在和今后的集体成员受教育程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与以往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估计再往后，我国也会像西方国家一样，同时拥有多个高学位的人会多如牛毛，彼时单凭权威个人的知识面恐怕根本服不了众，还是凡事让大家广泛商讨后，再通过表决统一思想行动比较合适些，权威要做的是最后在按法定程序表决通过的文件上签字，宣布正式实施，而不再是主要拿主张、出对策了。权威决策，还有一个不如表决的地方在于，当遇上针锋相对的两派意见时，如果是权威个人拍板的话，那他必然是倾向一方的同时，得罪另一方，惹下积怨，这在政治上是自树强敌的行为，否则他只有逃避拍板，让问题久拖不决，等着老百姓骂娘；而如果是辩论后表决通过的，那么无论哪一方落败，都怨不了最高领导人，只能怪自己一方无能，说不服多数人支持自己的主张。当然如果怕表决质量有问题，为防万一，最高领导人手里还可以捏着最后否决权。

    基于此，为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我国必须建立一套严谨而正规的，能在整个21世纪得到很好遵从的执政“质量检验”制度，把那些不合格的重大政策、法规、人事任命等毫不留情地过滤掉，把危害和隐患，消灭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前，清除在重要领导人还没走马上任前。在中医上这也叫“善治者治未病，不善治者治已病”。同时，使得那些对政策、法规执行很糟糕的情况，尤其是由于明显的工作懈怠和不负责任造成那种后果的，也能因这种制度的建立而得到认真追究。总之，在事前多费点儿劲，在执政质量检验上多下点功夫，总比实践中出了大问题时再费的功夫小，也更让人省心一些吧！

    搞好国家执政“质检”工程，关键还是要带出一届又一届称职的高素质“质量检验员”队伍，这个队伍既不会放过不合格的政策、法规、重大人事任命，以及不到位的政策、法规执行结果，也不会把好政策、好法规、好的人选、好的政绩与法制秩序给毫无道理地否决掉。这样的“质检”队伍能够准确无误的挡住不合格的，而只给合格的、高质量的政策、法规、重大人事任命等开绿灯。建设这样一支队伍绝不是一件易事，从队伍的人员结构到队伍的政治、科学、文化和专业素质，再到“质检”纪律、责任、程序等等，都需要探索。我国能在十到二十年内把这件事抓到位，形成科学成熟的机制，就谢天谢地了，后世就能享受无尽福泽了。人们也就有理由对我国整个21世纪前途更放心和更有自信了。

5、正确对待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形象

    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如果没有权威，就没有人听从他们的。结果是工作推不动，好政策好法规贯彻执行不了；人们都我行我素，或者是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社会因此就像大城市交通没有了秩序一样混乱危险。整个国家坏人坏事管不住，好人好事行不通。一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的国家是很危险的。这种危险就是由于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没有权威或权威不够造成的。因此，一个恶意破坏高尚的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形象的民族是无知的，愚昧的，也可以说是邪恶的。一个不注意行事后果而使权威受到严重损害的执政党或领导人，也是极不理智的。

    古人认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受到四重大恩：一是天地之恩；二是国家政权之恩（君恩）；三是父母之恩；四是师恩。

    天地之恩是：阳光、雨水、风、空气、电磁、矿藏物质资源……。没有这些我们人类就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使的用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天地无道，则人畜庄稼就会被淹死、旱死、冻死；或被地震、狂风、雷电、冰雹害死。所以天地虽然不会说话，不会争功，但人首先要懂得予以敬重。

    国家政权之恩（君恩）是：给民众防盗、捉贼、除害，驱苦，救难，解困，济贫，拯灾，防患……。没有国家政权做这些事，或国家政权失德做不好这些事，或国家政权受到干扰破坏不能够做这些事，人民就会被恶人杀，被贼子偷，被强人欺，遭坏人抢掠奸淫，受奸人坑蒙拐骗；天灾人祸无法救助，贫困疾苦无法医解，艰难险阻无法克服，兵祸战乱无法平息……。古人认为，民众因圣德之君而益福，因无道之主而多祸。所以提倡人民只要能过上安康日子，就应对国家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政权机关心怀感激，就只能去维护，不能去败坏。只要执政党、最高领导人、国家政权机关有一颗诚心要为民谋利益、谋幸福，既使国家一时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民众也要真心实意地去拥护其领导。

    父母之恩是：生养之恩；人自生下来始，饭要父母喂，大小便要父母端，衣服要父母缝洗，稍大后上学要父母供养……。

    师恩是：传给自己谋生养身的知识技能，使自己学会生存发展的能力，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趋利避害的学识等。

    事实证明，我们根本看不到败坏这些好传统，对淳化民风，强化政治稳定有任何好处。因为这其中，就鲜明地提出了要民众理性地和无条件地维护高尚的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爱戴有崇高品格的国家领导人。夺取政权和初步巩固政权过程中出于政治上的一时权宜之计所批判的许多东西，如果时殊事异之后尚不能变通过来，那就危险了。汽车内胎坏了，不把外胎扒开修是不对的；但内胎修好后，不把外胎再装好，那就又是在干蠢事了。如果把国家统治看作是汽车“内胎”的话，“儒”家许多重要思想就好比是高性能的汽车“外胎”。没有“外胎”或没有高质量的“外胎”，汽车一跑起来，“内胎”就总是出事。换句话说，用坐守江山的那一套阻挠打江山的革命之路固然是反动，但用打江山闹革命的那一套来坐守江山，也不合时宜。说到底还是要懂得变通，与时俱进。

    各级党政军班子成员、民众和社会各界，对执政党、最高领导人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和维护，是中央权威得以确立的基础。中央有了绝对的权威后，兴利除弊的国策才会很顺利的推行下去，治理国家才会有好的成效。虽然人们拥有权威后不一定都行善做好事，但要为国家和人民行善做好事，没有权威是绝对不行的。有了权威后把事情做不好，那是执政党的错，领导人的错；执政党和领导人有本事，但没给他权威和时间，那是别人的错。

    但是，权威也是极其危险的东西，一个获得了像斯大林那样巨大权威的领导人，一言一行，一喜一怒之间，都关乎许多人的生死荣辱，祸福吉凶；关乎国家的成败得失，兴衰存亡。以权威行善，则国家和人民多福；以权威为恶，则国家和人民多祸。总之，权威的确是只有具备大道德、大智慧、大爱心、大力量这四要素的人，才载得住，承得起；只有这样的人才有足够的定力，让其永远为善不为恶。古人说权威、富贵、美色是最好的“照妖镜”，具备那四要素的人无论怎么照他，都本色不变；不具备这四要素的人一照就原形毕露，狰狞恐怖。

    所以权威树立起来之后也要防，不能被滥用。我国封建社会不少开明君王能认识到权威的危险一面，大都专设谏官，选那些忠直敢言和有见识的官员，经常对自己不好的言行进行规劝。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在这方面走的更远。在我们看来，他们的批评指责已经到了放肆的可怕程度。但他们也确实很少发生滥用权威的严重事件，他们的执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也因此学会了少被批评少被指责，以及让无端的批评指责奈何不了自己的唯一办法--更加自重和大度。当然，他们放肆的批评指责之所以没破坏其执政党、政权机关及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还是因为他们最高领导人对班子的重要人事任命拥有法定的提名权，他们能组织一个完全忠实于当选领导人政策主张的政权机关，因此能使其政策主张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制约审议他们的只有议会两院。同时，在他们那种制度下，班子内是不存在可怕的权力挑战的，不到新一轮大选，谁不服谁可以辞职，但没有人能够从内部把当选领导人挑下马去。他们的当选领导人下台的唯一可能是违法授人以柄、或病危、或法定任期结束、或另一次大选失利。因此媒体、民众对他们只能批评指责，但行为上绝对不能不服从。也就是说，人们批评指责是一回事，行为上服从政策法规又是一回事，其出台的政策法规只要议会审议通过了，那就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准绳，没有打折扣的余地。哪怕领导人（比如德国前总理科尔）上街时，愤怒的人们当众揍他一顿，但人们回了家还得照样执行其出台通过的政策法规。

    西方民主国家的确有理由认为自己的作法是对的，他们给获胜政党的当选人实权，但不给其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余地。他们的政治家能深刻地意识到，因对执政党、政权机关、领导人的无休止娇纵，使执政党、政权机关、领导人日益放松对自身的要求，而大量地、公开地、肆无忌惮地违法乱纪，逐步丧失执政资格和执政能力后，对国家和民众自身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知道因之失去优秀的执政党、政权机关和领导人的同时，国家和民众也必将因之失去自身的前途和未来。他们认为执政党、政权机关和领导人，不光是自身优秀才永远优秀，也同样因国家和民众的高标准、严要求而使优秀得以持久。他们清楚地知道，只顾给执政党、政权机关、领导人留足面子，而对他们不道德的思想言行不加批评和规劝，对他们的不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最终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也没有任何长远的好处，结果只会被民众无情地抛弃。因此也就有了绝不从制度上对执政党、政权机关、领导人放松要求，绝不从制度上留下过份地宠他们，娇惯他们，迁就他们的余地。事实上建立他们这套理论的政治家的确是睿智的，我们应该以客观和理性的心态来研究和学习他们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形象是为权威服务的，形象好坏，关系到人民支持和拥护多少，反对和批评多少，爱护和帮助多少。因此它对高尚的政党、政权机关和最高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

    形象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功德、品格等打造出来的，而不是靠吹出来的，或装演出来的。当民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科技、教育和军事实力增强，文化、艺术和体育繁荣，外交成果辉煌，社会精神文明状况得到改善，法制、社会治安明显趋于好转，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腐败得到扼制，贤能的人得到培养和选拔任用，自然而然的，执政党、政权机关和领导人的形象就名至实归了。

王世军于200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