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流社会阶层与普通社会阶层的关系

    当年毛主席把知青下放到农村，现在看来，至少起到了如下效果：

    一是由于知识份子和干部子弟下到农村后，了解到世道艰辛，懂得珍惜前人种下的福荫，少出了败家子，推迟了腐败在中国上演的时间，使中国成功地迈过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物质极度贫乏，经济极为落后的坎。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后来的腐败情形提前发生在70年代，我国又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恶果？

    二是增进了对普通民众的了解和感情，使得他们后来有了地位，有了成就，或过上比农村优越的城市生活后，虽然无力帮助农民，但却绝对没怎么歧视农民，或过于瞧不起农民。也就是说至少他们对农民还有一份良心和热情，农民生活虽苦，但心里是暖和的，经济虽然不发达，但社会却泰平。不像后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人，对农民那么冷酷，想尽种种办法巧取豪夺，增加农民负担，经济虽发展，但社会矛盾和不满却在明显地激化。他们那一代总体而言，虽然知识、思想观念十分守旧、僵化，甚至死板，跟不上形势，但他们品质上绝对过硬。在普通人看来与其有了知识本领害人，还不如没知识本领的人多少干点儿正事。

    我国解放后前几代人是在战争岁月中走过来的，以后的是在动荡坎坷中走过来的，再后是下放知青，这几代人生在苦中，知道世事维艰，得意忘形的人相对比较少一些。虽然他们忠实地执行过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后人有些瞧不起他们，但他们骨子里并不坏。而接下来的就是在相对安逸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了，吃苦比较少，经历的社会政治风浪也不多，道德根基不深，对富贵没有定力，对群众没有真实感情，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属于得志忘本，不择手段，什么事都干的那种人。如果社会一方面是无数的人靠卖淫谋生，或抛妻离子，四处奔走打工糊口，或领取政府救济度日，或大量毕业生、就业青年找不到就业门路，而另一方面是通过搞垮企业或地方与行业经济，用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获得的暴利，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一掷百万、千万、上亿元去豪赌，或到国外置产，包养情妇，或合家老少，一人一豪宅，一人一名车……，谁又能保证我们当初革的别人的命，会没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来修理我们呢？

    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古今一理，中外无殊；得志易忘本，稍有点儿功劳、成就、财富、地位后就容易放荡心志，目中无人，处处耍威风，胡作非为，不服管束，这些都是社会上层的通病。这些病一严重起来，就会造成社会上层与普通民众对立，相互怨恨和敌视。如果再被用心险恶者加以利用，国家必将因之危机四伏，防不胜防。聪明的办法是从源头入手，在人没有被重用前，就刻意磨练他们，让他们去艰苦的地区，艰苦的基层多干几年。干部、富家、名流子弟，要从小经常选择安全良善的贫困之家去寄养生活，或送到教堂及名刹圣僧那里厚培道德根基，让他们真实地感受生存发展的艰难困苦，明晓事理，尽可能不出或少出流氓恶少、败家子；使他们既使不想帮普通民众做点什么，但也不要在普通民众面前有不可一世的傲气，惹得广大民众怨恨、憎恶、仇视；尽可能使其或发奋立志报国，或本份持家守业，或发心济苦救难。对于高官、富豪、社会名流，国家必须时刻警惕他们在普通人民面前耍威风，恃强凌弱；或欺男霸女，逼良为奸，巧取豪夺等等；媒体要对他们进行认真监督和揭露，公开谴责他们歧视或伤害普通民众的言行，因为这些事是大部分社会大革命的根源。国家必须积极主动地采取多种措施，从源头上严防上流阶层与普通阶层走向对立，从而诱发不可收拾的社会动乱、反抗等，做到防微杜渐。

王世军于200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