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性的光辉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1、 好政党、好领导和好政权机关，出自良好的社会风气     

    如果领导人身边有好下属，好同事，如果领导人有好上司，好亲戚，好家庭，好朋友，好邻居，好老师，好学生，好公民，那么就没有人让他们做很为难的违背原则和纪律的事，没有人向他求私情，要他办私事，没有人找他跑关系，没有人向他送礼行贿，没有人在他面前说是非，没有人怀有利用他的目的去巴结奉承他，没有人为了升迁去天天向他献殷勤进谗，领导人的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两难事情，也不会有那么多压力和烦恼。只可惜我国很多领导人就是被上述那些人和事逼坏的，几千年以来一直是这种情形，但人们却一直没有办法去克服这种困扰。因为拒绝亲朋好友是一件很难很痛苦的事，谁都不想背个忘恩负义的名声，谁都不想让亲朋好友没面子，谁也不好意思叫别人莫来麻烦自己，莫到自己家来做客，我国传统就是这个样子。这些事情不解决好，领导人既使有再强大的人格堡垒，也经不住那么多社会关系的轮翻轰炸。

    我国民众都很要面子，一般人丢了面子，都会觉得受到伤害，感到很痛苦。领导人的经济收入比起一般职工，看起来还算是比较高的，但是一个月的收入，也招待不好几桌客人。我国恰好是别人没当官，没发财时，没有多少人愿上你家里来作客，一当官或混出个什么名堂来，客人就多起来了，而且没招待好，客人就会感到没面子，心里不痛快。也就是说，人们觉得一到当大官的家里，肯定要喝XO、或人头马，最低也应是酒鬼、茅台，如果喝的是古井贡什么的，人们就会背后骂这个当官的对自己虚情假意。但是招待要是稍上点档次，又没有哪个官员的那点儿工资承受得起，结果自然逼着他们去贪赃枉法。如果我国民众都懂得这个道理，别那么世俗地有事无事地往官员家里跑，那么所有官员经济上的压力都会相对轻松得多，他们就没有必要去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现在有身份的人招待有身份的客，一顿饭要花上万元，这样的面子就是中央领导人靠工资一年也撑不起几回。说实话，如果看到一顿饭都要上万元，任何官员就是有个三五百万或上千万的家产，也还会觉得微不足道，还是觉得生活有危机感。再回头看一看在街上给人擦皮鞋的，他们每顿饭吃2元钱的米粉都心疼，每天能挣上二十元钱就喜笑颜开了。当这些擦鞋的人们，看到某些官员们一顿饭就要花掉他们近两年擦的鞋钱时，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另外，我国人民日常经济支出中，人情开支是一项很重的负担，官员更是如此。上级、同事、下属、以及亲朋好友们的婚丧嫁娶，老人寿辰，生子喜庆，逢年过节，都是攀比着送礼。这种风俗对官员的影响是很负面的，因为越是有身份的人，礼轻了越觉得不好看，越怕别人笑话，越怕拿不出手。送得没有钱过日子了，最后只好搞点歪门邪道。

    总之，官员好坏有社会至少一半的责任，如果人们都能做官员的好父母，好亲友，好下属，好上级，好同事，好邻居，好老师，好学生，好妻子，都能少一些世俗，少要一点儿面子，少一点不正当的功利主义，全社会都崇尚君子之交，那么这种社会氛围中的领导人就一定好做得多，奉公守法得多。人格堡垒既使不那么强大的人，也会比这种世俗味很浓的情况下强得多。我们要想有好的党政军领导人，那么我们就不要把他们浸泡在污浊的世俗人情之中，那样谁想去当好官、当清官都很难，甚至不现实。因为几乎每个人想当好官清官时，都难免要忍受迫不得已得罪人的痛苦，都需要付出巨大的精神代价，背负不为人理解时的骂名，在现实中没有多少人的精神境界有这样的高度。这种人只有在电影、小说里塑造的典型中才能见到。如果领导人没有这些方方面面的麻烦和干扰，那他在领导岗位上就轻松得多，许多事情好办得多，原则立场好坚持得多，领导人也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秉公办事和执法了。

    改善这种情况，责任在媒体，在学校，也在于党和政府自身坚持不懈地教育引导，必须搞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懂得这些事理，为领导人做好官、清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也要下大气力移风易俗，尤其是各级领导人更要做好榜样，率先垂范，躬行身教。相信这种不懈的努力会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带非常大的好处。

    另一方面，像孟子、岳飞那样品格高尚的人，也是靠民众自己教导的。如果我国有万分之一像孟母、岳母那样的伟大母性，有百万分之一像孔子、孟子一样的伟大导师，国家选录贤才时就太容易了。国家所有的公职人员归根到底还是来自社会，来自学校，民间的道德水准如何，从这里出来的官员也就大体如何了。民众要想国家出好官，那就必须要为国家调教好的子女，注重培养子女的智慧、品格、操守。学校也必须像清华大学那样为国家培养德才兼备的好学生。

2、人善国安

    只有人性至善至美时，才不会有官员虐待民众，富人欺压穷人，强者伤害弱者；才不会一个民族看不起另一个民族，一个阶层敌视另一个阶层，一种宗教仇视另一种宗教，一个地区歧视另一个地区，一个公司企业坑害另一个公司企业；也只有人性至善至美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利益搞你死我活的争斗，才不会有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徇情枉法……。

    多一个人信仰不杀生，社会就多一份人身安全感，野生动物就多一份保护；多一个人信仰不偷盗，国家和个人财产就多一份保险；多一个人信仰不奸淫，人们的妻女就多一份安全；多一个人信仰不妄语，社会就少一份欺诈，商业活动就少一份惊险；多一个人信仰不吸毒，国家就少接一份死亡通知书，家庭就少一份破碎的痛苦……。

    举国从良归善，则大官员、大富豪、大名人及其子女，不带警卫或少带警卫也会很安全；举国从暴为恶，则大官员、大富豪、大名人及其子女，带再多的警卫也未必十分安全。因此，美好的人性并不是只有普通民众才需要。

    不好的制度、政策、法规，会因人性的美好而完善；好的制度、政策、法规，会因人性卑劣而败坏；不好的制度、政策、法规漏洞，会因人性高尚而有空子没人钻；完美的制度、政策、法规，会因人性肮脏而被挖出空子来钻。

    虽然把每一个人都教化成善人、好人是不可能的，但把绝大多数人教化成善人好人还是能做到的，而绝大多数成了善人好人后，良好的社会风气就自然形成了。社会风气这个大环境就会自动影响人、熏陶人、管教人、改造人。就如好人放在坏环境中可以变坏一样，坏人放在好环境中也能变好。干坏事不走正道的人，光是社会上让人瞧不起的眼光，他就承受不了。因为一旦人们看到他是干坏事不走正道的人，就会不理他，不和他共事，都避着他，躲着他，都不和他说真心话，有好处都不捎上他一起做，有难时都不愿意出面相助。不受人尊敬的人，连打牌都找不到人和他玩，至于娶亲论嫁，找工就业那就更难了……。人活在这种社会气氛下会窒息，别人不骂他，不打他，他自己就想哭，自尊心就受不了。如此一来人要不主动学好才真是咄咄怪事！

就连社会对人的看法也能诱惑人、教唆人，或鼓励人、鞭策人，比如，一个地方如果看到某人从广东抢密码箱回来发了大财，都发出赞叹声，说这家伙好样的，能干，那么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到广东、深圳、上海、北京冒险抢劫，这话不是瞎说，而是现实中有这样的鲜活事例。但如果人们晓得这种事后都唾骂他，瞧不起他，疏远他，其他人就很少会以他为榜样去抢密码箱了。

又如，一个地痞随意把他人抽两耳光，踹几脚耍威风时，旁观的人如果都齐声喝彩，大声叫好，那这种地方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崇尚做地痞，恃强凌弱。如果人们都对他的行为异常愤恨，纷纷怒斥他，声讨他，那就不会有什么人再以这种行为感到得意，争着去学坏当地痞了。

再如，有人用公款行贿当上更大的领导时，知道的人要都说这家伙行，这家伙聪明，这家伙有本事，那么这样的单位，这样的部门，这样的行业，这样的地区，绝对会有更多的人去这么学，这么做。但如果知道的人都骂他是狗狼养的畜生时，这样的单位、部门、行业、地区，靠行贿往上爬的人就一定少得多。

所以民众对事物的态度、看法、思想、观念等，是好是坏，是善是恶，对国家影响非常大，福可由之生，祸可由之起。因之形成的政坛风气，商业风气，学术风气，以及学校、公司、企业、民族、地区、军队、单位、部门等风气，或正或邪，或智或愚，或奸或直，对国家也必将或喜或忧，或得或失，或利或害。

执政党、政权机关、领导人、社会名流，以及媒体，文学艺术等等，对普通人于事物的看法、态度、观念、思想等善恶，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具有好榜样或坏榜样的示范作用。所以他们才是社会正邪的真正根源。

我国是一个很看重别人对自己言行有何看法、有何态度和有何评价的民族，所以人们所表达的心声善恶，无疑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责任。做坏事时，都说“好、好、好”；做好事时，都说“糟、糟、糟”；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忌正恶直，崇奸使诈，欺善凌弱，暗室欺心；每个人的身、口、意，全是恶念、恶言、恶行，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不倒八辈子大霉才怪！

以贼立法执法，法便是贼；以盗治国辅国，国便是盗。教化不行，风俗不改，社会道德败坏透顶的国家，录用的官员、警察、军人也都还是坏人，结果不过是官匪、警匪、军匪一家，社会还是照样会越来越坏。人心不正，言行不善，国家无疑会恶鬼缠身，灾祸连绵。

是故善治国者治德治心，次者治官治法，不善治国者就事议事。教化不行，风俗未改，而国大治者，未之闻也。上代领导集体提倡以德治国，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德治和法治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我国正在向文明社会迈出关键的一步。

王世军于200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