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新世纪的国家信念     

    国家应该对执政行为建立可靠的防护措施和“质检”工程，通过这样的措施和“质检”工程，保障执政党出合格的施政主张，保障国家各级各届政府部门有合格的重大人事任命，制订合格的政策、法规，出合格的执政、执法成效。借助它能够有效地淘汰不合格的执政成员，不合格的政策、法规，纠正不合格的执政、执法后果；能淘汰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过时的陈旧思想观念。

    国家绝不能用政权的力量以损害另一方的方式为另一方服务，国家的政权凭持仁爱、公正和道义，在各阶层、各民族、各宗教、各地区、各政党间不偏不倚，公平地善待每一方，帮助和服务于每一方。国家政权力量应属于全体公民--无论贫富贵贱，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何种信仰，无论哪个地区和哪个政党，而不属于哪一个群体，或哪一阶层、地区、宗教；国家只能也只允许政权力量用于扬善抑恶，兴利除弊，救苦救难，维护公道和正义。

    国家既不能利用政权的力量毫无道理地劫富济贫，也不能毫无道理地杀贫济富；既有义务帮普通人通过诚实的奋斗而变得富有，也有义务帮富人通过诚实的奋斗变得更富。国家有理由认为，因比较有智慧、有才能、有技术、有信誉、有好的经营管理思想，或比常人勤俭努力，或家境优越，或幸运地遇上好机会等，实现富有和以图更富的群体，不应被非议和攻击，由此引起的社会贫富差距纯属正当，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但国家应厌恶不仁而富，以及富而不仁，并有义务做出不利于这两种人的立法。或者说，对于通过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偷税漏税、走私贩毒、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滥收滥罚、买官卖官、害命抢劫、不正当手段竞争等等方式实现富有目的的人，或富有后更方便地再这样做以图更富，以及因为富有而瞧不起穷人或欺压弱者的人，国家的法制措施应永远敌视他们，国家有理由认为，民众也主要是对由此而引发的贫富差距现象极为不满。

    国家应欢迎和鼓励人们凭个人的品格、智慧、才华、能力、思想、经验、功绩、施政主张等等，来公开公平地竞争国家各级各届公职。国家有理由为通过公开公平竞争比较后确实非常杰出的人才，赋以更高更重要的职位，支付比普通人更优厚的薪金，为他们提供优于普通人的福利待遇；国家还应向做出了杰出贡献和伟大成就的人们，表达优于普通人的敬意，授以高于普通人的荣誉及奖赏，给予竞争更高层次公职的机遇。国家也同样有理由要求上述人士接受监督，遵守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和普通人共用同一部法典，并不得以傲慢和嚣张态度逍遥于任何一部法律之外而为所欲为。

    国家吸引杰出人才的方式，不是有让人感到便于贪赃行窃的好条件，而是有他们在别处不可能轻易挣到的问心无愧的正当工资水平，在别处不可能轻易享有的正当福利待遇，在别处不可能轻易获得的施展个人抱负和才华的机会。

    国家有理由让官员的年薪和待遇，足以让其过上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体面生活。但是国家绝不能让哪个人通过当官，把子孙五代十代的用度都一次性捞好；没有理由保证其家庭成员个个都能因其一人当官而穿金戴银，让老婆孩子一人一部豪华轿车，一人一幢高级别墅，让其亲友一人一份与其才能极不相称的最好最肥的工作；没有理由让其父母、妻小都不工作的情况下，仅靠其一人的工薪就可以保证全家享受极其奢华的物质生活。

    国家的对人对事的方式是，一个人为国家出力，只享有一个人那份报酬和待遇，而不能无偿地多要几份。一个人为国家出一时力，只享有一时的报酬和待遇，而不能是一生一世；人们个人的那份合法报酬可以和他人分享，但不能从国家偷上一份或几份去馈赠他人。无疾无碍可自食其力的人们，不能养成让别人无偿奉养的习惯；有能力的高收入者，也不能习惯于养育无疾无碍可自食其力的人。相信依据这种态度，制订出来的官员工资待遇水平，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人道精神和国际惯例的。

    国家完全不怀疑有人这样的自我评价，即他们自认为如果自己不来做官，而去经商的话，那么凭本事，他一定会是亿万富翁。国家应该针对这些人的想法，让人们有去留完全自由的选择空间，不让人失去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前程，但国家应拒绝让人在公职岗位上成为亿万富翁的想法和行为。

    国家还认为，担任公职的人，不能因社会上的部分人富有了，而眼红或心怀不平，并因之认为自己也应从公职岗位上获得别人能获得的一切。国家有让所有人不从政而去像别人一样致富的自由，即如果羡慕别人富有，任何人都可以辞去公职而去创业致富。

    国家对官员的约束，应仅限于公务和必须的法纪方面，而不能无限地扩大到私生活之中，即如果能出色地完成好工作又不影响他人，官员可以把腿跷到自己的桌子上；如果能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用不着管他在哪种场合下穿什么衣服，或扎不扎领带；如果两情相悦，官员可以找个法国妻子；如果是自费，官员可以出国度假旅游；如果不在工作时间内，不用公款，官员可上舞厅、咖啡馆、戏院、溜冰场，可以在家开Party；如果不借机受贿违法，官员可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拥有各方面的朋友……。即除了工作上的特殊要求之外，普通人在法律上享有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官员也应一样不少。国家也应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官员的活力、朝气和工作效率，释放和缓解工作压力，保持身心愉快，以及张扬官员的个性和激情。国家也不认为官员的智慧、能力、道德、品格和政绩高低，可以以牺牲官员个人自由和权力的多少来衡量，国家要从官员身上得到的是工作上的无懈可击和实实在在的业绩，而不是虚有其表的外在形式主义表演。

    国家认为如果一个所谓的政治、知识、经济、文化精英阶层，给他们一个甜头就拥护，不能给他们什么甜头时，就不拥护，甚至带头找麻烦，那么这样的阶层无论多么有知识、多么有财富、多么有才能，国家都不应去笼络和理会他们，也没有必要惧怕他们；更不能用好处不断地哄他们而换来饮鸩止渴的一时苟安或好处，国家依赖的应是忠诚、有信义、有良知的各阶层之中的正义力量--无论他们穷富和知识能力高低。国家宜深信，如果一个阶层不戒除“有奶才是娘”的习性，如果国家对他们步步退让，去不断地满足他们无尽无止的私欲，纵然国家一时用得上他们，最终也会得不偿失，因为正是他们在败坏社会道德风尚，而使国家以后能挑选到的真正好人越来越稀少。国家无论何时都应“取义为先，操守为重”，而不应利诱和拉拢“喻利不喻义”的势利之徒。

    国家既打击普通人中的恶势力及一切违法犯罪行为，也打击上流阶层中的恶势力及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既斥责普通人中的不道德行为，也斥责上流阶层中的不道德行为；既剥夺普通人中的非法所得，也剥夺上流阶层中的非法所得。即国家政权的好恶，对事不对人。

    国家深信，人若太坏了，思想道德教化无法让他改邪归正；太坏的人太多了，法制也管教不过来。因此思想道德教化和法制都非万能，但是二者结合后却是万能的。一方面，我们把实在无可救药的少数极恶劣的份子交给法制惩处；另一方面，我们尽可能通过思想道德教化，让大多数人皈依善道，把太坏的人数降低到最少。即治理好国家需要持久深入的道德教化和法制建设相结合。

    国家既欢迎和鼓励普通人通过诚实的奋斗而成为精英阶层的成员，也欢迎和鼓励精英份子通过诚实的奋斗获得更高层次的成就、实力、地位和荣誉。国家把通过诚实奋斗成功的精英阶层的精神财富，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并把对普通人的社会援助，主要放在这种自我奋斗的成功榜样对他们的精神激励上，而不是仅依赖于物质上的无偿救济。国家把普通人中立志通过诚实奋斗而实现理想愿望的人，视为国家的最优秀份子，并愿意尽力而为地把好机会、好条件、好资源提供给所有这种人去公平竞争。国家把精英阶层和普通人中，所有立志为国家或为公众事业而奋斗终身的人，视为国家最值得珍爱、最值得敬重的人，并愿意竭尽全力为他们提供参预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和机遇，赋以使命和委以重任。真正的精英阶层，是指品行良好，通过个人的诚实奋斗，而得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医疗等等各行各业具有非凡成就和建树的人。

    国家把具备仁爱、孝悌、正直、无私、诚实、勇敢、善良、好学、勤奋、礼让等等传统美德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均视为国家最值得敬重的人，并有义务传扬他们的美德，以及把这些美德做为国家挑选人才的重要参考要素。国家把染有淫、赌、毒等恶习，或崇尚恐怖暴力、行贿受贿、徇情枉法、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劫掠欺诈、走私盗版，或以损公损人利己为能事等等不择手段，自甘堕落的人，视为最不值得尊重的人，并有义务以防贼般的严谨态度对他们时刻警惕，用最严厉的方式劝导他们改邪归正，弃恶从善。并在挑选人才时，把这些恶劣品行记录作为重要的参考要素。

    国家在上述基础上大力提倡上流阶层关爱普通人，强势群体照顾弱势群体，发达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提倡媒体监督和法制，对上流阶层要求更严格、更挑剔和更苛刻。同时，借助精英阶层的知名度和榜样作用，带动全社会文明守法；主张有能力和相对富有的精英阶层为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做更多的贡献，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国家有理由要求全社会敬重这样做和做到这样了的上流人物或精英份子，国家有理由以国家的名义给予这样的人更多的荣誉和精神上的奖赏。

    国家应坚定地认为，人性的光辉是社会稳定最可靠的保障，只有当美德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灵时，才不会有一个阶层欺压另一个阶层，一个地区厌恶另一个地区，一种宗教仇视另一种宗教；才不会有一方政要暗害另一方政要，一个党派迫害另一个党派，一个公司企业恶意搞垮另一公司企业。也唯有人性的光辉，才会有官爱民，民爱官；才会有军政、军民团结。一个以道义为重的民族，才真正具备长盛不衰的基础。

    国家应坚持认为，世界上只有比别人知道的稍多一些的人，但没有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人；有比别人多几样能耐的人，但没有什么都比别人强，而无所不会无所不能的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也同样如此，即世界上没有全能全知和尽善尽美的民族、国家、政党、领袖和普通民众。因此和世界各国各民族比起来，我们有长处，也有短处；有比别人好的东西，也有比别人差的东西；有某些比别人聪明的地方，也有某些比别人愚笨的地方；有一些比别人有本事的人，也有一些不如别人能干的人；有比别人高尚的，也有比别人邪恶的……。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华民族，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端正对自己的正确态度，那么我们就会谦虚好学，取长补短；我们就会变得正直诚实，而不再夜郎自大，自欺欺人；我们就会因此而真正进步，真正受人尊敬。

    国家应坚持认为，伟大的政党、政府、领导人，不是表现在对所有的事都万分高明上，而是表现在能够让所有高明的东西，都能为我所用，都能为国效力上。

    国家也应坚持认为，在新世纪里，一旦我国经济基础基本到位后，国家谋发展更事半功倍的办法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职能，必须适时作好角色的换位转变，即执政党及其政府，不再是自己更好地发展经济，而是让经济更好地发展；不再是自己经营好公司企业，而是让公司企业更好地经营；不再是自己发展民众的事业，而是让民众自己的事业更顺利的发展；不再是自己去干些什么，而是让去干些什么的人们能把什么都干成干好。亦即必须让执政党及其政府，由冲锋陷阵的士兵角色，回到组织指挥岗位上去当好将帅，自己不再直接攻城，而是专门组织、指挥、训练和激励更多的人，去更有效地攻城，去攻打更多的城。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更大的功劳，更大的事业。

    总之，国家的最基本信念是，借重于一个良好的和良好得以持久的优秀政党，组织和维护良好的和良好得以持久的政权，以服务于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这是整个21世纪我国真正崛起的最重要的基础。

王世军于200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