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倍增器

    要点：第一强国之本是智慧，而不是科技和教育。我国之所以重视科技，不是因为它是“第一强国之本”，而是因为它是“第一生产力”。

    经济效益的第一倍增器是智慧，无论是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哲学，还是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其中每项最伟大的智慧结晶如凯恩思经济学、T·孟的《重商主义》、W·配第的《赋税论》， 以及力学、电磁学、微电子集成电路、计算机等等，一旦问世并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或汽车、铁路、飞机、舰船、电力、石油化工、广播电视、家电、通讯信息、软件网络等一项项宏大的产业规模，其经济生殖力就势如汪洋大海，永不枯涸。

    智慧产生的源泉主要是禀赋、兴趣、志向、胆魄、毅力、自信心、道德取向、好奇心、想象力、哲学观点、信仰、灵感、个性及情感等因素所激发的求索未知的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而不是教育。因为一旦别人把自己会的像孙膑对庞涓那样对你保密时，你就落后了，什么也学不到了；教育就失去知识来源了，就再不能给人新知识技能了；在竞争中你就会像庞涓在孙膑面前那样--死定了!

    不要为自己或国家、公司、企业节省不该节省的开支，否则我们必然会削减本该获得的成就；不要吝啬本该给予他人的智慧成果荣誉或学术地位，否则我们会削减自己的智慧库存，影响我们今后的智慧成果采购；不要指望简单的政府文件或口号就可以把国家的知识创新活力激发出来，否则我们看到的结果依然会是“只打雷不下雨”。不要以为我们曾没有这样做时，也取得了某种社会进步，而要看这种社会进步与我们这样做后的量差或质差。

1、 智慧是“第一强国之本”     

    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如不讨论一下与之关系极大的“第一倍增器”，就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一个国家的强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科技、教育、文化、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的总体发展状况，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相信一个国家仅仅是政治，或军事、或科技、或文化，或经济等某个单一的方面发展的很好，这个国家在总体上就算得上强盛了。前苏联无疑称得上是军事、科技、教育强国，但由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缺憾，使其不得不最终瓦解。从这一事实说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一种能使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文化、科技、教育、精神文明等都很好发展起来的因素，才能真正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第一强国之本”。那么这种因素到底是什么呢？

    很显然，它既不是政治、经济、军事，也不应是科技、文化、教育，而是使政治、经济、军事、科教、文化、精神文明等等每一个方面，全部都能很快转危为安、由乱到治、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弱到强、由慢到快、化不利为有利、变废为宝的--智慧。

    因为只有智慧能使人们的劳动有最好的收益；也只有智慧可以使人们对所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活动付出的汗水，都能得到最好的回报；使人们在科技、教育上的努力，最有成效，最有成果，最有成就。智慧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绝不让人“白费力不讨好”，或者说绝不让人“干忙乎而无收获”。

    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教等，在社会发展和强国之路中，都有可能一时占支配的主导地位，但它们一样也极可能居于次要地位而为其中居主导地位的一两个方面所支配，都不可能像智慧一样永恒，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教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中不可须臾离之。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军事、科教、精神文明等等其中的某一方面，会常常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成为使国家强盛起来的主要手段，而智慧却是使这些手段都能达到最出色效果的最好手段；更是确定把哪种手段作为特定时期强国的主要手段才最明智最合理的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智慧这个“第一强国之本”，也就是本文所讲的“第一倍增器”。

    当然，人们还可能倾向于流行的说法，喜欢说“第一强国之本”或者说“第一倍增器”是科技或教育，或者说科技和教育。可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与“第一生产力”的后盾--教育，都不能成为“第一强国之本”，理由是不但科教本身离了智慧力量会停滞不前，而且与这两个方面一样，关系着国家命运的许多重要因素，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精神文明等等，如果脱离了智慧，都不是仅靠科技、教育就足以全部搞好的。比如搞不好外交也是足以让国家发展受到抑制甚至亡国的，但说实话，科技在外交上只能起些微小的作用，对外交技巧不可能有实质性作用。至于科技，我们还可以肯定它让人们从事恐怖活动、叛国、走私、盗版和假冒伪劣的能力与从事正当事业的能力一样得到增长，因此它实质上具有建设或破坏的双重性质。它既可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性、方便、快捷、舒适、效益，也能给人类带来威胁、危险、痛苦和破坏。我国之所以重视科技，不是因为它是“第一强国之本”，而是因为它是“第一生产力”。

    因为教育与智慧的关系后面还将重点讨论，在这里只能作以扼要的分析：智慧一定能给人类带来效益、和平、公正、平等、民主、自由、健康、方便、欢乐……，并排除任何实现这一切的阻力、灾难等等消极因素；而教育除了传授智慧的知识技能外，有时还可能传授的是“希特勒”、“本·拉登”、“文化大革命”式的毒害性思想、信仰、仇恨，或亚里士多德错误的落体理论，或日本右派歪曲历史真相的教科书中的“历史知识”，或“台独”思想……。如果这样的教育作用也被人们一起歌唱和鼓吹的话，人类通过教育扩大的灾难与谬论至少会和通过教育扩大的福利与真理一样出色。

    因此，我们在没用智慧判断科教的作用之前，并不能一概强调其至高无上的作用，不断神化它们的功能，且不加区别地一味发展它，而对其消极面不加抑制和防范。只有当科教中注入了强有力的法制、道德建设措施，我们才能高唱科教兴国的调子，否则，我们只能对此嗤之以鼻。毕竟像希特勒那种人，如果没学到什么知识本领，充其量是个横行乡里的地痞头子，而不可能成为令全世界惊惶恐惧过的大魔头。但对那时的世界来说，不幸的是他的确学到了富有煽动性的演讲技巧、政治谋略权术、军事指挥艺术、外交才能等等足以给世界造成奇祸的本领。

    如果是愚昧在起内在作用，人们的科技教育手段越出色，越有热情和不怕死的精神，越强化权力的意志，越勤奋，就离自己努力的幸福目标越遥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点就能在李登辉、陈水扁之类的台独分子们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

    从上述意义上说，帮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国家（地区）的统治者愚昧的思想理论家，绝对是这个国家（地区）的敌国，或统治者的政敌们最优秀最出色的内奸。因为只有他们的思想理论指导，才会尽让统治者们说可笑的话，做可笑的事，丢人出丑，让这个国家或地区年年行背运，常常栽跟头，处处在国际上自取其辱，时时让民众不满，行事的后果是祸国亡党……。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只有抓住了智慧，才真正抓住了使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文化艺术、医疗体育、精神文明等全面兴盛的根本。这其中任何一个方面，脱离了智慧的内在作用，光靠先进的科技教育手段，或光靠热情、不怕死的精神、权力的意志和勤劳等，所能去取得的成就极其有限。但是，哪怕只在科技、教育、热情、勇敢精神、权力的意志和勤劳等因素中有一朵智慧的火花闪现，努力的成果就将有无法想象的倍增可能性。

2、对智慧功能的简单描述

    也许人们对智慧是“第一倍增器”的说法还存有戒心，或者说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还需要继续讨论她。因为她是比任何有形巨额财富更有价值，更能创造巨大的新财源以养育人类的无形力量。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她，也不一定用语言说得清她。只有当一切不可思议的巨大有形价值或巨大的新财力、物力、智力资源、发展优势、精神凝聚力等为她创造出来，或者变成了她驭使的俘虏后，人们才感知她，惊叹地颂扬她。与其让人们感知并颂扬其结果，不如让人们尊重并应用她于获得伟大硕果的初始，因为令人们颂扬与惊叹的成就总是始于人们应用智慧之初。只有愚人才有这样一种习惯，即只关注消极因素的恶化期与积极因素的高潮期，致使自己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既难以解决不利因素的恶化情况，又难以率先让自己赶上良性事物的高潮。

    因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上唯一万能的东西即智慧这个“第一强国之本”与“第一倍增器”，从而挚诚地应用于作者的主题经济活动之中，我们还需要在经济和经济以外的领域，扼要地从不同角度认识她的万能性。

    智慧力量作用于政治上，则可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化难为易、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驭天下之众，如手使指；行令天下，政清国泰。

    智慧力量作用于军事上，则可以以劣胜优、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易人之政、不战而收人之心、降人之力、夺人之算、毁人之暴、俘人之物；或决胜千里之外、决战于两阵之间--攻坚破锐而无往不利。

    智慧力量作用于科技上，则可以变不能为能、化腐朽为神奇、变繁难为简易、变粗劣为精美、变低效为高效、变误差为精确、化劳为逸、化重为轻，使得物质自然世界随心所欲地按人类良好的意愿而发生良性变化或组合。

    智慧力量作用于精神文明建设上，则可施教于天下：去人祸国殃民之心、消人祸、化人患、去隐忧、除潜难；扬善散恶、化愚去陋；或养天下浩然正气、拯民于道德之域、邪恶不生、阴毒不起、兵祸不兴于内、人心不惑于妖言；人皆喜人之功、称人之能、颂人之慈、取人之善、恶人之祸、解人之难、消人之灾、除人之苦、兴人之利、谅人之过；唯天下安乐是务，修身致知，唯止于至善是求。

    智慧力量作用于经济上，则可以变贫弱为富强、以无为有、以小求大，既可以取天下之利致一国一域之利，又可以籍天下有限的财力物力致全球之利。智慧在经济上的伟大意义在于，她可以让人们只从事会得到回报的经济活动，而将人们从没有任何回报，只会白白浪费财力、物力、时间、精力的地方救走；她可以让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知道轻重缓急、成败得失、祸福吉凶、安危存亡、兴衰荣辱；尊重她，只会让你的经济事业辉煌，而不会让你的经济事业出丑。

3、智慧是经济“第一倍增器”

    仅仅像上述那样强调智慧的作用，并不能令人惬意。因此有必要从经济角度作进一步地揭示：无论是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管理学、哲学，还是在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其中每项最伟大的智慧结晶如凯恩思经济学、T·孟的《重商主义》、W·配第的《赋税论》， 以及力学、电磁学、微电子集成电路、计算机等等，一旦问世并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或汽车、铁路、飞机、舰船、电力、石油化工、广播电视、家电、通讯信息、软件网络等一项项宏大的产业规模，其经济生殖力就势如汪洋大海，永不枯涸；它所养育的一代代无数就业工人，远远超过了曾为人们挖空心思争夺的土地，以及腐败分子们死死盯着不放的那点儿可怜的公款。也只有这个万能的智慧力量，使得大国地位再也不以版图大小和人口多寡为衡量标准了。她对人类生活改善的范围、延续的时间是那么宽广、那么久远。而创造这些巨大财源的最杰出的智者如凯恩思、T·孟、牛顿、爱因斯坦、法拉第、门捷列夫那样的伟人们，在整个人类社会全部历史时期的人口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又是那么轻微，甚至用几十亿分之一来衡量还显得过大了。这么少的人能起这么伟大作用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无形的智慧对未知领域的卓越“调频显像”技艺，以及对新问题的解决能力。她足以把任何贫瘠的土地变成无法估量与享之不尽的“聚宝盆”；把众多过去或现在认为不可能的异想，变成现在和未来活生生的现实；把困穷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变得极其富强文明；足以把黑暗绝望的角落变得无比光明与生机勃勃。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相比之下少得可怜的智慧拥有者们武装起来的群众性劳动，使世界发生了异常美好的变化，智慧在当今和今后，成了唯一能使辛勤的工作、劳动、学习、研究等更有价值更有成果的源泉。

    对于还看不清智慧的经济第一倍增器作用的人来说，还可以作最浅显的说明：轿车在它还是钢坯铁块之前，是还没有加进智慧成果即汽车发明与生产技术的，这时几吨钢坯铁块，既便是在以前的“倒爷”手里，也值不了几千块钱，而一旦融进了无形的智慧力量，变成了汽车或其它如钟表、精密机床等高附加值产品，其价值就可以由少数人在生产线上以一两分钟甚至更短时间的操作，增长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并且可以形成年创利税数千亿上万亿美元以及养活无数工人的宏伟产业。其它还如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计算机、手机等等，在它们还是原材料前，都不值钱，可一旦加进了智慧成果，就财源滚滚而至。

    从上述角度上看，没有智慧的汗水和苦劳是徒劳，如果这种徒劳注入了政府、企业、或个人的巨额财力、物力及时间和精力上的“伟大投入”，那将让人伤心到极点。

    现在人们或许已同意了上述观点：即智慧对每一个待发展的方面如政治、军事、科教、经济等等都是第一倍增性的。我国经济在经历了于本可以发展壮大的条件下，却大大打了人为折扣的时代后，目前应是我们真正该冷静地去寻找弥补那种人为损失方法的时候了，而智慧这个第一倍增器无疑应是首先要选择的，她就像一把万能的钥匙，无论是经济中哪个方面的发展出路上了锁，不管它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还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或贸易壁垒、政治经济技术封锁制裁等等，都可以藉她的力量来解开。

4、智慧产生的源泉

    有人说教育是智慧产生的源泉，这至少有一半是不正确的。智慧的产生除了与文化知识遗产（或者说广义些的文化知识传播即教育的部分内容）有关外，主要是与其拥有者的禀赋、兴趣、志向、胆魄、毅力、自信心、道德取向、好奇心、想象力、哲学观点、信仰、灵感、个性及情感等众多因素有关。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读了很多书，受了很高等的教育，却当不好国家领导人，而林肯、刘邦、朱元璋等读书不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却能干得很出色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代的众多大学生、博士生比不上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爱迪生、亨利·福特、松下幸之助、王永庆、李嘉诚等人的根本所在。

    对于一个人来说，如果他的禀赋、兴趣、志向、胆魄、毅力、自信心、道德取向、好奇心、想象力、哲学观点、信仰、个性、情感、灵感等因素很出色，那么教育只是意味着他能快成才，但更重要的是，不通过教育他也能照样成才。因此，这些要素才真正是产生智慧的源泉。

    我国传统儒学教育和西方近现代教育恰好是重视这一点，强调“孺子可教也”，注重给人以启迪与悟性，以及由已知求索未知的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等等。而我国近代教育却恰好忽略了这一点，仅注重对已有原理、规律、定理或思想理论等内容的讲解，让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给人死知识而不是让人开悟，更不是给人由已知求索未知的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等等。尤其是求索未知的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等，我国近代教育几乎不是从一个人的禀赋、兴趣、志向、胆魄、毅力、恒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哲学观点、信仰、情感、道德取向等等方面加以诱导和启发，而是用死学书本知识的方式加以压抑。因为就笔者自己的受教育经历而言，以往教育的使命和任务是完成教学计划，把课本知识灌给学生，绝不是让你对求索未知产生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也就是说“求索”是比“求学”更有价值的，而我国近代教育只是让人“求学”，而不是让人“求索”，因此我国近代教育并没让我国出多少科学技术、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经济等等方面的天才。这也是我们总感到什么都比别人落后，什么都只有跟别人亦步亦趋的份儿而没有领跑的份儿，以及什么都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我国近几年来的教育改革取得了一些突破和进展，但今后的现代化教育仍须对这其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和再认识。如果像近代教育那样只做些别人会些什么，就让我们也学会些什么的事，最多只能培养一些低级实用型人才。因为一旦别人把自己会的象孙膑对庞涓那样对你保密时，你就落后了，什么也学不到了；教育就失去知识来源了，就再不能给人新知识技能了；在竞争中你就会像庞涓在孙膑面前那样--死定了！

    总之，智慧产生的源泉主要是禀赋、兴趣、志向、胆魄、毅力、自信心、道德取向、好奇心、想象力、哲学观点、信仰、灵感、个性及情感等因素所激发的求索未知的冲动、激情、能力、使命感，而不是教育。

    教育行为重点是为了“借别人已经生产出来了的智慧成果”，而不是重点在“生产新智慧”，教育能使我们学会别人会做、能做及做得精的技术，或使我们通过它也懂得别人悟出来的科学规律、原理、定理等等，它的确使我们懂的东西比没受教育的人多一些，但教育却很少能使我们拥有唯独自己可以做或明了，而和我们一样受过教育的人却不会不明了的知识技能。或者说教育往往是前人或他人发现的有价值经验、方法、理论、规律、原理、思想等等智慧成果，向受学者们的传授，其目的在于向后人或他人，提供前人或他人已解决过的一个或几个领域，以及一个或多个方面问题的有效方法及正确认识。但对众多的从未碰上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解决，单纯靠被教育的成果是不够的，它对真正拥有新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法和手段，还相去遥远。解决新问题尤其是系统复杂的大问题，必需在智慧的指引下，结合很多教育性知识和非教育性知识的启迪，以及由信念、毅力、恒心、个性、兴趣、情感、乐观精神等非知识性因素，支撑的大量长期艰辛努力，才可以获得很完美的结果。

    无论如何，作者是没有否定教育作用这种倾向的，教育是无可厚非的，没有这一活动过程，前人或他人已获得的众多领域众多问题的巧妙解决方法将遗失，或者在众多不同地域里不为急需者们所知，以至于后人或他人又得投入巨大的物力、财力、人力、时间及精神意志力量去苦苦探索研究，甚至即便是如此，也极可能远远没有别人已发现的先进，而且一点儿成果也难以获得的情况也是不少见的，没有教育是对人类物质精神产粮最无知的浪费。但就教育与智慧的关系而言，是必须先有了智慧成果和智慧的指导，然后才有教育的内容和功效的。

    之所以这样耗费笔墨，目的在于想说明不能把有智慧与否简单地和受教育的程度挂钩，也就是说，没有高等教育学历，或对科技不大精通的人，不应该把他们完全排除在特别能解决某方面问题的能人对象之外，并以此作为寻找智慧的依据。这样的话，人们必然会用流落美国街头的博士生乞丐去淘汰仅上了小学四年级的松下幸之助--这位企业经营之神。事实上人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极端倾向。

    至于勤奋，它是获得智慧成果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勤奋只能有助于个人的智慧得以和自己以外的世人见面，一个没有智慧怀胎能力的人，既使再勤奋，也不可能在他身上生产智慧之子，或者说每一个人的智慧怀胎率是不同的，有的人甚至患绝育症，在患绝育症的人身上，勤奋不可能使之获得智慧成果；而怀胎率不高或怀胎率高而不勤奋的人，则不可能获得更多的智慧成果。也就是说勤奋可以帮助提高智慧的“成活率”，但不能提高“出生率”。智慧在任何人头脑里怀胎后，都必须由勤奋来细心照料、扶养，否则智慧不是流产，就是出生后病夭。世上绝对可以找到很多比牛顿、爱因斯坦等更勤奋但却结不出智慧硕果的人。说这话时有些人的确会失望，但对政府、公司、企业寻找智慧人才却不无帮助。不过应失望的只应是少数有智慧不育症状的人，90%以上的人都不会有这种症状，只是有人智慧怀胎的机率多一些，而有些人少一些；有些人愿意生出一胎或多胎，而有一些人却一胎也不愿意而己。同时智慧不育症还表现在人们结合的努力对象上，有的人不适合政治，有的人不适合科研或艺术等，但可能换了拳击或其它的，则非常称心。因此每个人必须能找到可以与自己天赋擦出火花的事业，才可以获得天才般的奇迹和成就。

5、尊重智慧劳动与国家创新能力建设的关系

    智慧的最杰出表现，往往并不在于她成果中的知识含量深不可测，而在于人们觉得由其获得的伟大成果，有时简单得让人发笑。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在此之前一般人都无法想象得到；更没有力量凭自己的百般努力或渊博的知识，在别人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得到相同或比之更好的成果。许多科学技术原理，别人花一辈子功夫探索出来的成果可能就是最后那么简单易懂的几句话或一个小小的公式；别人把成果公布了，人们都会说“啊，真简单，这有什么难的，我也明白”（因此觉得为之付酬或表达谢意不值得），但如果别人不把探索的成果公诸于世的话，对于世上几乎所有的人来说，能发现这一成果都是件难事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尊重别人的智慧劳动。

    作为学术权威机构，作为政府，作为公司企业，作为报刊杂志，你的确可以毫无顾忌毫无羞耻地对他人的智慧成果不劳而获，既不付酬，也不称谢，并且盗用后不会遭到直接的报复。甚至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将别人的成果换个说法用出来（即剽窃他人成果），为自己捞名气和增加资本。但是智慧劳动成果的价值不被人尊重的人，也从来不会再来尊重和信任你，没有人会多次在同一个地方吃同样的大亏，也没有人看到别人在你这里吃过亏后，还傻乎乎地来你这儿上当。也绝不可能有人会终生把血汗都花在智慧劳动上，而让自己在衣食无着，父母无奉，妻小无养的情况下白白奉献。这样让人一无所得的创新活动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民众中都不可能也无法持久。我们天天喊的知识创新成果也因此不可能应声而至，而只可能事与愿违。这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纵有数以亿计的人对科学技术有爱因斯坦般的天资，牛顿、高斯般的痴迷，也不得不放下对科学研究或理论探索的追求，去做其他事情以养家糊口。人们从此都会要么有意让自己的智慧劳动成果离你远远的，让你想看都 看不到了；要么想为国家、公司、企业贡献聪明才智，却不得不望洋兴叹。

    因此，这会最终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公司企业、一个学术机构、一种报刊杂志患上“智慧贫血症”；即短视自私的人们将因为自己的蠢举，而使自己的智慧成果来源枯竭，并最终“愚不可及”和导致国家整体上的落后、无能与贫弱。

    我国在经济以及经济以外的方方面面，曾有过太多不被人尊敬的地方，我国至今也还不能像远比我们小得多的发达国家一样富强，这多少缘于我们轻视了太多值得尊重的哲学思想、信念、传统美德以及伟大的见解、理论和科学技术成就等等，我们不愿为之付出理所当然的酬谢或给予其理所当然的荣誉、地位；而是曾在太长的时间内单单注重了并不能万变不离其中的陈旧思想逻辑，并因之对其他一切持怀疑和排斥态度。我们因落后、无能和贫弱而不被人尊重时，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对该尊重的东西尊重得太少了吗？近些年国家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努力纠正过去的一些不好的作法和态度，可是国家的态度和作法虽然改变了，但良好的社会风气还没形成，因此今后还是要下气力加以转变。

    很多由国家出钱办的事，如不盯紧点儿，也还有人总想偷工减料，不卖力去往最好处做，更何况让人见不到好处的科研、发明或理论探索呢？在对待智慧劳动成果的问题上，唯一正确而明智有效的作法是，在并不妨害国家安全和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我们只有在充分保证本国民众或他国公民的智慧劳动成果都可以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换，其正当权益受政府职能部门保护不受任何侵害，即哪怕是国家的任何政府部门侵犯其正当权益也将输掉司法诉讼官司时，才会有众多科学或思想理论巨匠接二连三地从这个国家涌现在国际舞台上。也就是说国家要以这种方式，确保人们会劳有所得，且能因之获得崇高的荣誉，而使有天资的民众积极加入知识创新行列。若非如此，一个国家参与知识创新的，就仅仅只有吃皇粮的科研院所，而势必抛弃众多有天资和具备创新能力的科研院所以外的本国和本国以外的世界民众，就会因之浪费本国和世界上能为我所用的两种富余智力资源。这样的话，纵使一个国家的所有科研院所录用的全是具有绝世之资的人才，也不足以在科技及其他事业创新上呈能。因为一个国家的所有科研院所与其不明智的政策机制抛弃的所有国内外智力创新能力比起来，就是“拣芝麻和丢西瓜”一样的关系。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世界上来自民间而非来自政府科研院所的伟大创新人物，尤其是企业家，几乎清一色的出自官方机构不经意的民间，比如西门子、福特、松下幸之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明智而有效的政策和立法措施在发挥人才辈出和成就倍出的作用之外，依赖官办科研院所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所能起的作用极其有限。官办的机构只能去做国家认为是最重要最急需的事，而不能就此仰仗其担负全部作用。同时，一个国家只有从每一级政府到公司企业都能依法对每一各自所需的智慧劳动成果价值进行认真的估量和权威的鉴证，并使买卖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达成交易，才能真正体现对创新人才及其成果的尊重，才会有人争先恐后地去从事知识创新活动，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创新成果从国内和世界各个角落自动送上门来。只要是可供交易的东西，就一定会有人挖空心思地去做它，这些东西就会因之逐渐丰富起来，就会由贫乏、单一、低级变得丰富、品种多样、高级。同时只要人们看到有人真正地从交易中获利变得富有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根本不用政府号召就群起效法干起来，这时候你不想让创新成果丰富，不想让创新成果具有世界领先水平也做不到。

    这就如同文物一样，盗墓的人让国家防不胜防，原因就在于文物能进行交易。我们确信交易既然能使犯罪行为变得猖獗难制，让受国家鼓励的知识创新事业兴旺发达也绝对不成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绝不可能凭耍一时的小聪明或占一时的小便宜就能获得持久的国家、地方、公司、企业的发展优势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天资不差的民众中获得创新知识成果并不难，难的是要创造一种明智而有效的国家机制和政策措施，而使民众不再宁愿浪费他的天资和时间精力，也不愿追求他感到不合算或不可靠的科技或理论创新事业。

    睿智的政府必须借助科学严谨的措施保证：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会有人出合理的价钱聘用，并使其有权分享出成果后的永久性好处及荣誉；同时，也使每一个人独自创造出的新成果可以按市场供需关系通过合法交易获得合理的财富或报酬。除了受雇于人的创新成果其永久性使用权益应主要归雇主外，个人独创的新成果永久性使用权益应归个人，并且这种永久性权益在不妨害国家技术转让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出售给任何国家、公司、企业或个人。在创新成果的拥有者永久性权益没过期作废前，除了自愿提供给国家或他人免费使用外，除了国家在战争等紧急状态下可以无偿使用外，任何公、私单位或个人使用其成果都应为其支付酬金，否则就算违法侵权行为，并将被起诉和受到严厉的惩罚。任何人的独创性成果都应不被他人剽窃，国家在此前提下允许人们在互相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创新成果有相同或相似性，并有责任和义务免费通过严肃认真地调查证明这种不谋而合的创新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有意抄袭，以免任何一方受不白之冤和名誉及经济上的损失。同时我们不仅应使这一切在我国得以落实，而且应通过外交努力，使我国民众的创新成果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享有这样的权益。

    国家还应设立一个有影响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地将其成果通过这个开放性窗口介绍给世人或进行公开交易的场所，创新者除了交必要的合理费用及保证其成果并非假冒伪劣外，在这个场所每个人都不必依赖某权威专家，或国家某个官僚机构，或某某知名人士、官员等，就可以自由地合法进行成果推介或交易；并且任何机构或个人恶意操纵他人新成果的介绍权或交易权都应是违法的。政府还要对整个国家及人类各项和平发展事业有突出或突破性贡献的成就予以重奖，并授以崇高荣誉。

    但国家的荣誉和奖励不能代替前面的措施，它只能是一种强化创新进步的辅助手段而不能是主要手段，因为当人们看到国家的重赏只有少得可怜的人才有希望幸运的得到时，它对于广大有才智的人还是会失去吸引力，或者说人们还是会不为所动。重赏之下当然会有勇夫，但我国并不能仅指望少数几个勇夫实现知识创新强国的梦想，因为最好的勇夫也只能承担国家部分一时的发展重任或有望在部分科学事业上获得重大发现成果，而不可能像全体有聪明才智的人都被国家明智有效的措施调动起来时那样有力量。只有如此才可以保障民众最大的创新热情，也有助于我国有才智的人们通过诚实的努力实现富有的愿望，和借助他们的成就大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与威望，增强民族自豪感及党和国家的凝聚力。

    总之，不要为自己或国家、公司、企业节省不该节省的开支，否则我们必然会削减本该获得的成就；不要吝啬本该给予他人的智慧成果荣誉或学术地位，否则我们会削减自己的智慧库存，影响我们今后的智慧成果采购；不要指望简单的政府文件或口号就可以把国家的知识创新活力激发出来，否则我们看到的结果依然会是“只打雷不下雨”。不要以为我们曾没有这样做时，也取得了某种社会进步，而要看这种社会进步与我们这样做后的量差或质差。

（王世军1996年初稿，1999年、2001年和2002年共三次进行修改。）

注：本文第一章至第五章曾用名《影响和制约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因素若干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