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伸缩器

    要点：经济活动者尤其是经济活动主导者的情绪、品质、欲望、经历、见识、思想、智力、道德等既可以使人们增加经济收入，也可以让人们的收入在无形中大打折扣或受到巨大损失；既可以使国家、地方、公司、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大大增强，也可以使之大大削弱。这是一只无形而有巨大影响力的巨手，它可以把一个国家、地方、公司、企业的经济事业推向峰巅，也可以使之坠入深渊。

    人们重视对投资、货币、金融、信息、市场、价格、分配、利率、税收、政策、科教等一系列经济因素的研究是值得的，但人们却对一个同上述因素一样，影响和参与经济活动的方面未予注意，至少是没列为专题予以研究，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目前还难以用机械的数字或公式来表述它，但它对经济活动的促进保护或破坏削弱作用，却往往是如今已用数字或公式表述出来了的经济因素所不及的。基于它们对经济活动的两面性，即促进保护性或破坏削弱性，因此称之为“经济伸缩器”。

    从表面上看，情绪、个性、品质、见识、欲望、经历、智力、道德、思想等体现在全世界所有生产劳动者、经济政策法规制订执行者，以及科研教育者们身上的无形因素，似乎对经济活动的成败得失无关宏旨，不必象资金、生产线、信息、税收、利率、市场、法规等等因素一样，应予以高度重视。但事实上，在经济活动中，不会有人不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为这些因素，从人们萌生生财致富的念头开始，就已经与经济活动密不可分，并时刻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及三者相互之间，起着大小、轻重、好坏不等的作用。它们可以对劳动工作时间、生产质量、科研开发能力、市场开拓本领、商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投资功效等等，起强化或削弱作用、保护或破坏作用；对人为的本可不发生的祸害、阻碍等起着排除或制造作用、缩小或扩大作用；对于经费物资管理可以起节约或浪费作用，维护或破坏作用；对于生产经营管理可以起高效有序或干扰破坏作用；对于组织领导中的上下左右内外关系，起着融洽密切或搬弄是非的作用；对于经济奇才作用的发挥，起着关心帮助或阻挠羁绊作用；对于经济政策、方针、路线和法规的制订执行起着科学合理或不实事求是的作用；对于经济理论起着活学活用或生搬硬套的作用。

    总之，情绪、个性、品质、见识、欲望、经历、智力、道德、思想等是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并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且极大限度地左右着国家、地区、企业、个人等不同层次经济活动的成败得失。经济活动者尤其是经济活动主导者的情绪、品质、欲望、经历、见识、思想、智力、道德等既可以使人们增加经济收入，也可以让人们的收入在无形中大打折扣或受到巨大损失；既可以使国家、地方、公司、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经济竞争力大大增强，也可以使之大大削弱。这是一只无形而有巨大影响力的巨手，它可以把一个国家、地方、公司、企业的经济事业推向峰巅，也可以使之坠入深渊。它可以重建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秩序，也可以毁掉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秩序。其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是：我们的国家、地方、公司、企业、商业家在经济活动中，务必高度重视这些因素，将其引导到对经济增长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在有意无意中将其推向破坏经济成就的反面，以招惹难以排解的不必要麻烦和痛苦。

    接下来有必要立足于经济活动为之影响的相对好坏，分别对情绪、个性、品质、见识、欲望、经历、道德、思想等作一定性分析。关于影响程度，还与以下几点因素有关：

    第一是权职的轻重高低：比如，国家最高领导人因充满急功冒进思想，导致的类似于“大跃进”那样的经济奇祸，将千百万倍于有同一思想行径的企业经理或个体户。

    第二是同一因素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多寡：比如，整个工人阶级因怀有不满抵触情绪，导致的持久大罢工，对国家及所有企业经济活动的致命伤害，将千百万倍于三五个有同样情绪而罢工的工人。

    第三是同一因素的强度大小：比如，假若赋予为美国工作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为罗斯福总统工作的佣人以同样的权职，但却凭各自的才智来挽救胡佛总统留下的经济大萧条，佣人的成就可能不及罗斯总统的千百万分之一，因为他们的智力相差悬殊。

1、情绪因素

    情绪中较差的因素，诸如失望、沮丧、怨恨、哀伤、愤怒、悲愁、忧郁、烦躁、自卑、失意、敌意、恶意、不满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是无奈、不合作、不图进取、干扰、破坏、对抗、阻碍、敷衍应付、阳奉阴违等消极作用。其直接后果是：人遗其力、物遗其用、时遗其成、货遗其利、谋遗其智、机械设备难尽其寿、技术人才不尽其能。这是以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难以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

    情绪中较好的因素，诸如感激、感动、鼓舞、欣慰、喜悦、满意、兴奋、欢乐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是自觉奉献、互助互谅、信心和干劲十足、努力勤勉、勇于创新、乐于自我牺牲时间及精力与物质享受等积极作用。其直接功效是：生产产量提高、质量上升、新成果不断涌现、节俭之风盛行、业务能力增强、效益提高等欣欣向荣的局面出现，生产经营形势喜人。日本众多企业在调动员工情绪方面是很成功的，非常值得我国企业界研究和借鉴。

    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成功的改朝换代或改革，可以极大地促进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可以带来最为明显的社会进步，并能使人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做到以往比之条件更好的情况下，几十年都做不出来的伟大业绩，就是因为成功的社会变革，使人们的情绪普遍地转向积极的一面上来了，民众与政府之间，政府的上下级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在事业上能够以前所未有合作精神相互配合和协调，从而在各项事业上形成了最为可观的合力。

    当然，社会一直处于变革的动荡之中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也是完全不必要的，这些完全可以从原苏联及东欧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证明。只要人们能意识到调节公众在事业上情绪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懈地把功夫下在平时，做在没有问题或问题并不大之前，巨烈地变革实质上是可以杜绝的。因为几乎所有的社会大变革都太痛苦，代价太大，各种变革的副作用太多，风险也极高。如果我们能够教育人们及早认识到这些问题，用平时做起来很轻松的大量小变革，来消除不利因素和促进有利因素，人类就完全可以再也不必要选择问题堆集成山时的社会大革命了。

2、个性因素

    个性中较差的因素诸如怯懦、狭隘、急躁、轻率、骄横、自大、懒惰、多疑、狂妄、残暴、贪婪、苟安、顽固、歹毒、妒忌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是不敢进取、我行我素、难以合作、损公肥私、不务正业、不择手段、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等破坏性作用。这些消极个性，在我国很多主导经济的官员身上是很突出的，这与缺乏仁、义、礼、智、信等教养有很大关系。

    个性中较好的因素，诸如果敢、坚毅、正直、顽强、淡泊、沉稳、豁达大度、平易谦和、质朴豪爽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往往是勇于进取、不畏艰险、不怕困苦、乐观向上、务实、得助等良好作用。

3、品质因素

    品质中较差的因素，诸如欺诈、自卑、恶毒、虚伪、邪妄、奸滑、粗暴、狂傲、奢侈、浮华、凶狠、极端自私、卑鄙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往往是人皆交而慎之、畏而远之、事而戒之备之、合而警之防之，利不愿与之共谋、灾难苦厄不愿为之解、力不为之使、智不为之施、见识不为之言，再加之这些品质中的人，一贯损公损人以利己、不守正道、不遵法纪、不择手段、不务实业而独务邪得，因而在经济社会化协作交往中，往往寸步难行。恶劣的品质在他人心里设置的障碍，并因此造成的投资、生产、销售、合作等等经营发展上的困难，比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困难更难以克服，它足以使本可轻而易举办成的事费尽周折才有转机甚至彻底失败。品质恶劣的人自己创业如此，如成为经济活动中每位创业者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要人权贵，还会遗害他的整个辖区人民，使大多数人一事无成。

    不过分地讲，经济的增长不怕没有资金、或没有技术设备、原材料、地理优势、基础设施等，只怕人与人之间不能合作，互相设置障碍，以玩弄对方为乐并因此炫耀自己是“英雄好汉”。而人与人为难的原因中，品质是个重要因素。在经济活动中，较差的品质，还易导致怨来恨往，彼此拆台、阻挠、削弱、暗算，乃至于互相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已。

    品质不好在经济活动中最可恶的消极作用还在于，它让人们陷在彼此怨恨、拆台、阻挠、削弱、暗算之中，而不能自拔，因而不能解脱出宝贵的时间、精力去投入到学习、研究、工作、经营及发明创造之中，而这才是贫困落后的最大根源。只要人们的精力用在互相消耗上，而不是用在追求发展进步上，那么这个国家、地区、公司、企业就一定没有好下场。所以到一个国家、地区、公司、企业，只要认真观察一下其内部领导层或政党派别间各自的德性，就基本上可以料定其往后的成败得失，发展趋势等。并且这种判断在全球化商业活动中是极有利用价值的。

    因此不过于与人计较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历史上凡是成就大事的人，都很宽宏大度，所以他们能成功地从日常难以避免的彼此怨恨、拆台、削弱、暗算等无休止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而集中时间、精力于自己的理想奋斗之中。“自古英雄惯吃亏，不会吃亏不英雄”。也正是源于用恕忍之道对付他人不良品质这样的好处。

    品质中较好的因素，诸如公正、善良、诚实、守信重诺、宽厚、谦让、自信、勤俭、严于律己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往往是人皆亲而近之、交而信之、事而任之、合而益之、利而实之、惠而施之；难愿与之解、苦愿与之分，力愿与之使、才愿与之尽、祸愿与之免、财愿与之资、誉愿与之广、名愿与之传、形象愿与之立、危愿与之保、险愿与之指；遇正善多力之人，则无往不利；遇邪恶不良之辈，则可化险为夷；置之绝境可逢生，置之顺境则精进；驭贤俊而创伟业，福泽天下而风流千古！倘或炎黄子孙皆以此滋志，以此润心，世界何处不成家业！倘或弃之于九霄云天，捐其于神州之外，恐怕非但经济搞不上去，内耗之苦无穷尽之日矣！

    总之，正如老子所说，“天道无亲，唯与善人”。一个民族的品质上不去，经济也上不去；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任领导人，如果“言如尧舜，行如桀纣”，经济上既使出了大奇迹，也保不住；人道败坏，国力必衰，国运必乖。东南亚某些国家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暴露的问题，以及个别国家随之陷入国内动荡混乱之中去的事实，己证明了这一点。

4、见识因素

    见识中较差的因素，诸如浅见、偏见、成见、愚见、固执己见、邪见、妄见、虚夸之见、哗众取宠之见、狭隘之见、无知之见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是弊大于利，益近害远、徒劳无功、变好为坏、变优为劣、变有利为不利、变主动为被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见识中较好的因素，诸如博学多闻之见、集思广益之见、深谋远虑之见、调查研究之见、实事求是之见、务实之见、宏才大略之见、科学论证之见、抓住要害之见、灵感顿悟之见等等，表现在经济活动中，通常是决策正确、计划科学；能使有限的财力、物力、智力、人力优化组合，从而发挥最佳效能；能避害趋利：除隐患、排潜难、化险恶、解危厄；能显隐利、掘潜能、增巨值、拓伟业。

5、欲望因素

    欲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比较复杂，单就想拥有财富的欲望而言，当它转化为人们以正当手段致富的理想后，就将变成益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堕落为以卑劣手段牟取非法暴利的邪念时，就成了经济发展中绝不亚于一切物质贫乏、技术落后等形成的巨大制约力量。这种力量给国家造成的隐形损失，恐怕比曾公之于《半月谈》上的前些年公款吃喝数目——每年一千多亿人民币，还会更让人吃惊和痛心。人们可以想见：这样的数额可以建多少个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现代化企业？要建多长一亿元每公里的高速公路？要建多少个科学家们企盼已久的世界一流实验室，或开展多少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科研课题？要治理多少大江大河？要增加多少政府财政收入？要解决多少人就业？它对国家凝聚力、号召力、领导尤其是中央领导核心意志的贯彻执行力等事关国家兴亡的东西，又将产生多么巨大的消耗……？这些年，一个大案下来动不动就是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一个国家一共又能有多少几千万、几亿、几十亿、几百亿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去建设它的人多，去破坏它的人少，就发展得快，二者相当就停滞，破坏大于建设就倒退。

    党和国家在这方面的主要教训是：绝不能给人以党和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就会对一些腐败问题睁只眼闭只眼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党和国家对腐败问题色励内茬、法制软弱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党和国家所表达的反腐败决心，只是说说糊弄老百姓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国家承受不了反腐败的代价而对之无可奈何的印象；绝不能让人有法制管不了那么多腐败，只会找几个替死鬼，杀鸡吓猴的印象；绝不能让人有法制能被权力、人情、金钱、色情、珠宝等摆平和收买的印象；绝不能让人有法制专捡软的捏而不敢碰硬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不法行为大多会带来物质享受上的潇洒，而极少会受到惩罚，极少会付出代价的印象；绝不能让人感到法制可以被恐吓、威胁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违法后通过奸滑、狡诈的手段可以从法制中消灾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法制并不存在实质上只允许人们获取与其贡献、劳动价值相当的物质精神权益与享受的自由，而不能被任何人劫掠和侵犯的印象；绝不能给人以法制只是为了对付普通人而宽容权势阶层的印象。总之，法制对极有实力的邪恶之徒，必须用更强大的实力来说服他们，而不能用他们感受不到法制力量存在的思想政治工作之类的办法来说服他们，否则他们会把党和国家的宽容与善意视为软弱可欺，会更加轻视法制而更肆无忌惮地凌犯愚玩它。当发展到最后法制反而跪拜邪恶，反而寻求邪恶势力保护而求生存的时候，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因此国家只有在保证法制的实力与公正性、严肃性、权威性等无人能挑战的情况下，人们的邪欲才可以最大限度地被抑制，经济发展环境和秩序才可以受到良好的保护。反腐败实质上也是党和国家同腐败分子们的心理战，国家的执法行为如有意无意地给人以错觉或假象，是会让很多人误入歧途而走向犯罪的。

    当然，消灭人民内心欲望的想法和做法同样是愚蠢的，也绝对是做不到的。但是，让人民在强大的人格、优秀的道德品质、高深的精神境界、公正严明的法制环境等持久保护下，去追求渊深的学问、高超的技能，以及权力、财富、爱情、荣誉、功业、政治地位等等，却并非是“挟泰山以超北海”般无能为力的事。我们无法想象欧美笃信的基督教曾赐福给他们什么，但可以肯定，敬畏和遵循上帝的戒律，以及定期近似于自我反省的礼拜，肯定通过心理暗示的方式，对人们的邪欲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崇尚以文明方式实现正当欲望的风气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并因此对他们的经济带来了好处。

6、经历因素

    经历对经济的活动的影响，不能一概定论，比如困苦、挫折这两种经历，对意志力坚韧的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主导者，具备了抗击不幸的素质，对于诸如亏损、倒闭、产品积压、失业率上升、债台高筑、经济危机、自然灾害、经济制裁封锁等等令人不安的难关、险关，已经具备了免疫功能；而对于意志力脆弱的人而言，则意味着经不起大风大浪，对于诸如亏损、破产等不幸的降临，表现得不堪一击。

    其它经历如饥寒交迫、失败、失恋、失足、打击迫害、学习、训练、科研攻关、战争、担负重任、成功等等，对于意志力、品质等不同的人，对经济活动会有相反的影响作用。

7、 智力因素

    对于智力，基于它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可分为善智和恶智，善智中又分为心好效劣的浅智，与心好效大而远的上智；恶智中又分为心坏效小的鬼智，和心毒效恶而大的魔智。

    在经济活动中，上智善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化腐为奇、转危为安、由贫弱到富强……。而魔智则善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转安为危；化公有为无偿地私有或其姘头有、狗肉朋友有、三亲六戚有……。总之，创造新财源、创造经济奇迹要仰仗象包玉刚、李嘉诚、王永庆、张瑞敏等那样的上智，防止财源枯竭、保障事业久远，要扼杀象成克杰、王怀忠、赖昌星、牟其中、沈太福等那样的魔智。

8、思想因素

    经济活动中较差的思想成份，诸如天真幼稚、悲观失望、急功冒进、呆板僵化、浮华、自私、胆小、狭隘、投机取巧、贪图侥幸、因循守旧、孜孜邪取等等，往往使得这些思想支配的经济活动多灾多难，徒劳无功、因小失大。

    经济活动中较好的思想成份，诸如为难于易、图大于细、科学求实、尊贤爱才、趋利避害、勤劳俭朴、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公私两益、遵纪守法、开拓进取、思人之便、为人之美、去人之难、废人之费、毁人之苦、驱人之劳、解人之危、予人以逸、给人以安、供人以求、惠人以利等等，往往使得为之支配的经济活动获得巨大的成就，财源滚滚，无往不利，前途无量。美国的众多大公司如IBM、微软、通用、福特等等，几乎都是遵循这样的思想而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的。

9、道德因素

    道德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最不可思议，有她时，整个经济就犹如阳光雨露中的禾苗，日有所增而人们似乎不见其长；没有她时，整个经济恍如磨刀之石，不见其减而日有所损。

    在经济活动中，仅少数没有道德的官僚就足以做出这样的事：即利国利民而不利己的经济活动必亡，利己却不利国不利民的经济活动必昌。道德败坏到极点时，仅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少得可怜的部分官老爷们，就可以以吃喝玩乐、嫖娼赌博、购买豪华轿车别墅、聚敛珠宝奇珍、行贿受贿、贪污、公款旅游、公款“三陪”等等形式，把所有农田、铁路、港口、汽车、民航、机械电子、石油化工、煤炭电力、纺织钢铁、通讯信息等等各行各业创造出来的有限利税，在无限的欲海中挥霍一空，并因此严重制约生产技术与设备的革新改造，制约产品的更新换代，制约就业人口与工资水平的增长，制约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制约固定资产的增长与扩大再生产，影响财政预算的健康运转，影响农田水利与大江大河的治理进程，同时，还干扰、破坏、削弱经济法规的约束机能，扰乱优秀经济政策与经济计划措施的落实，并使得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总之，道德败坏将导致整社会法纪废弛、官剥吏刮、匪盗如云、贿风盛行、淫赌猖狂、尊诈崇欺、勒索横行。把整个国家、整个地区、整个企事业单位，变成孜孜邪得的场所。表现在经济上必然是实业不振、效益低下；人人自危、个个衔怨；资不入邦、术不入域；好事难兴、恶谋易举；掠者名正、盗者行方；贪者言顺、贿者理壮；有守者怪怪、有为者乖乖；惩善肆恶、禁是纵非；可致利者止之夺之，不能致利者昌之放之；贤者失位、陋劣居上；良策不进不纳、良机不知不用；有识者出、有学者奔；能者潜形、德者遁身；挟术者隐、怀才者避；富者藏资、研者失所；贞者遭谤、善者遭难……。

    自然而然地，这种道德水准中的经济，无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来指导，还是马克思经济理论来指导成效都不大；无论是什么制度、什么体制、什么国家、什么时期、什么学历的人来运作它，都不可能以其应有的速度与效益来增长。如果说在道德环境中养育的经济是“紫金冠”、“黄金屋”，那么在无道德的环境中人们只可能得到“破草帽”、“烂茅棚”；如果说在道德的环境中养育的经济是“豪华轿车”，那么道德不振的环境中最多可得到“自行车”。

    国家必须注重道德建设，并非是因为这样可杜绝所有的社会不良习气，改变人们的所有低劣品性，或使社会所有的邪恶现象都全部消失，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整个社会的不良习气、低劣品性及邪恶现象可以比人们轻视道德建设时会少得多。一个绝大部分公民会因自己或亲友的不道德行为深感耻辱的国家，可以极大地减轻法制的压力，从而使法制的有限力量可集中用于惩处最顽劣的少部分违法犯罪分子；道德沦丧会导致社会无限的犯罪或犯罪率大幅度攀升，用于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随之节节攀升，并不得不进而给国家预算带来压力。有限的法制力量对付无限的犯罪是倍感力不从心的，会出现法制对大量犯罪现象无可奈何的情况，并进而给人民以国家纵容违法犯罪的恶劣印象。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一文一武，相辅相成，都不能轻此薄彼。否则，国家在实践中是会付出代价和惹祸上身的。

    基于此，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来说，真正的宝应是既会创业又会淳化经营管理风气、净化人们心灵的导师，而不仅仅是亿万两黄金、富可敌国的企业、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因为在没有道德滋养时，这些外表强大的物质力量，会很快由实而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黄金白银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道德首先败亡的清末政府手上全都耗失殆尽。再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仅凭一己失德之私，就将其祖国数十万两黄金葬送在西方银行里。 

（王世军于1996年初稿，1999年和2001年两度修改）

注：本文第一章至第五章曾用名《影响和制约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因素若干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