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竞争未来

    要点：1、精神没有元气的民族，无论有多么富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多么现代化的生产线与实验室、多么优越的有利条件与环境，都不可能再给未来带来新生利益与实力，都不可能具备与世界其它民族竞争的能力；2、世界上财源滚滚，现实有形实力只会给拥有更多更大的新财源带来方便，却不一定为拥有新财源带来必然；3、未来的新财源的拥有者，不是现在不可一世，“老子天下第一”的国家或公司，而是看谁现在准备充分、下的苦功多、策划周到，我国应建立21世纪经济之战的“黄埔”、“抗大”；4、流血战争是“害命”谋政，经济战则是“行惠”谋财，世界市场开启有术，得之，则其商品也，不广告而顾客盈门，不欲其贵而人高价相争，关税不足以阻其出入，制裁不足以断其供求，敌有诡谋不足以害其誉，天灾人祸不足以削其价；5、人才出国不归，等于中国给财政补贴帮别国发展经济，然而，变坏事为好事自有奥妙；6、有发给各国当选领导人的更好贺电，不利用好，中国人在别国就关难进、事违法、境难留、商品积压、公司企业关停；7、信息情报比现代化生产线更能创造经济奇迹和带来伟大的收益与利润，任何对信息情报的麻痹和不信任感，均将导致一败涂地；8、对西方和海外开放还不是内涵式开放，因内涵式开放事业大发展了，人人都会获得杀鸡取卵与孜孜邪得的想法百辈子都修不来的好处。

1、真正的挑战

    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战，必将重排世界各民族的未来国际座次。谁的座次靠首，就意味着谁将拥有更多国际性事物中，最有利于本民族的决策权，或者说谁就拥有制定最有利于本民族的国际性游戏规则的主导权；还意味着谁可以随时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中，抽出锋锐无比的军事之剑而变得更安全、更具威慑力；以及因而拥有无与伦比的科研教育实力，并反作用于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艺术等等方面，因此变成举世敬畏的国际巨头。这种国际巨头形象，将使一个国家一切国际性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研开发合作、医疗体育与文化艺术交流，以及公民出国婚居、旅游、留学等等活动，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并且能更多的受到尊重、欢迎与优待。

    未来的国际座次，显然不是靠人口总量、国土面积、核实力、航空航天优势等等，而是看谁能拥有更多更大更具活力的富可敌国的大公司；看能否拥有众多高技术开发能力及经济效益皆胜人一筹的高技术园区或企业；看能否发现并率先开发出比曾被西方人发尽大财的汽车、家电、石油、化工、飞机、舰船、计算机、通讯等等更大更多的新财源；看能否诞生或争来属于本国和为本国效力的新一代类似于牛顿、爱迪生、法拉第、瓦特、亨利·福特、爱因斯坦、门捷列夫等等使科学技术产生划时代革命的伟大科学家；看能否在本国公司企业中有更多类似于哈默、洛克菲勒、松下幸之助、比尔·盖茨、李嘉诚、王永庆等等宏才大略者脱颖而出；看能否拥有更多远比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大得多的新财团；看能否拥有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新华尔街；看能否拥有众多比哈佛、剑桥、牛津等等更出色的大学；能否有比象克林顿总统那样更具进取精神、更有能力、素质更高的本国各级行政官员……。

    但是，对于我国来说，这样还难以真正迎接21世纪来自世界杰出民族的最强有力的挑战。因为我们21世纪面对的真正挑战，并不是一时令人生畏的资本技术实力、现代化生产线、先进的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坚实教育基础、比较优秀的政治经济机制、科学且不可凌犯愚玩的法制等有形力量，而是可以持续不断地转化为远比这一切更强大、更坚实、更优越、更科学的有形实力的无形因素：即世界上最杰出的民族，全民追求道德、文明、公正、廉洁、科学、智慧、富强、勇敢、勤劳、奉献等品质，并为之不懈付出努力的精神；是一个杰出民族拥有的，不怕牺牲巨大代价，去扫除阻挠事业进步的黑暗、邪恶、愚昧、低劣、极端主义等巨大人为障碍的决心，以及因此换来本民族更大的发展机会、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好更科学更有生命力的发展方式的坚定信念；是杰出民族的政府与民众，在事业中愿意随时承认各自存在的狭隘、自私、偏见、成见、低能、妒贤忌能、虚浮、错误等等于事业危害极大的主观消极因素，并自觉设法自我战胜自我克服它们的勇气与决心；是来自杰出民族的民众，在事业中甘愿为胜利和成功付出忍耐、辛酸、疲乏、苦痛、责任心、使命感乃至于生命财产的高尚情操……。

    之所以要把上述的一切，视为21世纪来自世界杰出民族的真正挑战，是因为在经济和经济以外的所有领域里，没有上述一切因素的内在无形作用，那么一个民族无论有多么富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多么现代化的生产线与实验室、多么优越的有利条件与环境，都不可能再给未来带来丝毫新生利益与新生实力，都不可能具备与世界其他民族竞争的能力，更难以凭其现有的有形实力成为21世纪新的国际巨头。

2、不会枯竭的财源

    姑且不论比我们更贫困的非洲人正在想拥有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黄土高坡与大山沟里的人们正在想拥有城市或沿海人们所拥有的，沿海的人们正在想拥有西方与阿拉伯富有阶层所拥有的，西方与阿拉伯富有阶层正在神往于未来的物质精神生活奢侈品，因此，我们可以融入世界市场，精心组织、开发、生产可确保畅销的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商品。

    且说人类的物质需求，常在发生类似于弃刀剑而换枪、炮、导弹……一样的戏剧性变化。天安门城楼原来的照明设备，可能是风吹不熄的红蜡灯笼，造皇家灯笼的手工作坊倒闭了，失去了财源与利润，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电子照明设备生产厂家；中国政府官员在清末以前坐的全是人抬肩扛的大轿，今天造大轿的业主早丢了饭碗，取而代之的是进口“奔驰”、“奥迪”、“皇冠”等正在国际上沦为三流的“豪华轿车”，或合资生产的“桑塔纳”、“红旗”……。根据这些人人皆知的现象所隐含的规律，我们可以断言：在人类智慧的催化作用下，目前世界上哪怕是最高级的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交通工具、生产线、作战武器、建筑物、所有商品等，均将随时间的推移与杰出人物们科学而天才的创造，而变得过时、落后、令人厌弃；加之它们被过度使用而伤损、老化、报废等原因，除了少数将成为文物而得以永垂青史外，其它均将成为天安门不挂了的“灯笼”，中国官员不再坐了的“大轿”。这些时刻渐进与一定量积累后质的变化，戏剧性地融入了全球几十亿人口中的全部吃穿住行、坐卧看听、藏用娱使及学习、生产、工作、劳动、运动、保健、安全、旅游等等每一个微观和宏观需求之中。每一次大的变革，都预示着不知时宜、不明权变且守着老财源沾沾自喜的企业将破产，丧失所有利润和财源。而那些精明智慧的人们，将捧走原属老业主们的金饭碗。

    也就是说，在用新兴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或创造新产业，从而促进市场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中国完全与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同等的机遇去从中获得新财源，虽然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教育、人才、科研、生产线和生产规模等等方面的实力，在目前令我们生畏，但这些有形实力只会给拥有更多更好更大的新财源带来方便，却不一定会带来必然更大更好的新财源。倘若真会必然如此的话，那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近几个世纪的衰败，也不可能有大英帝国今不如昔的现状。未来的新财源只会垂爱于现在下苦功多的人，准备策划充分的人，以及睿智且有勇往直前精神的人。

3、21世纪经济之战的“黄埔”、“抗大”

    所有的社会进步，都始于富有才智、没有陈腐观念和陋习，具有非凡的进取精神、具有坚忍不拔的信念、具有深厚的道德涵养和民族感情，敢于与自身及社会上的那些邪恶的、短见的、庸俗的、极端的、虚浮的、无能的、狭隘的、道德低下的等种种不良因素开战，且又百折不挠的集体行为。经济事业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在经济上缩小与西方的差距，必需以比西方素质高得多的人才，来作用于我国比西方落后得多的经济基础上，才会经历很长的时期，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而最终实现。如果以比西方素质低得多的人才，来作用于现实中比西方落后得多的经济基础，那样中国就不可能有在经济上赶上西方的那一天。虽然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西方实现经济领域人才素质上的超越，都还不可能，但从长远看，是可能的；而且唯独这一对经济发展成败得失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几乎完全在于公民自己好学与否，以及我们国家采用什么样的教育方针政策与财政预算，而不取决于世界上哪个国家对我们的态度和政策。甚至与我国公民目前的贫富关系都是次要的，因为今天在我国没多少比亚伯拉罕·林肯受教育条件更糟糕的了。换言之，贫贱不是我国缺少林肯、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在开放的社会里，我国公民只要肯下功夫刻苦努力，而政治上又不再有“文化大革命”类似的禁锢、误导和迫害，就完全可以比别人具有更高的知识和能力。提高经济人才素质，政府更是可以大有作为。

    就经济发展中事半功倍的好作用而言，我国有必要效仿当年的“黄埔”、“抗大”，着重培养一批批立志终身要用经济创业来振兴中华的经济领域将才帅才。虽然这样的从大处着眼的人才，也能自然成长起来一些，可是这样要相对慢得多，质量也相对会低得多。因为自然地成长这种人才，已具备这些素质的人才对待培养者就缺乏有目的的传授，以及有高级庞大信息库的、有组织的、有指导的、有支持机制和高级设施建设的系统训练和提高。

    事实上这不是多此一举，没有这种人才的经济作用力，经济发展质量是不会很高的，发展速度是会相对缓慢的，甚至很多拖发展后腿的因素就得不到及时排除，众多障碍得不到及时克服。我国过去总结了西方很多有益的发展经验，汲取了很多世界上的优秀经济理论成果，但却就忽略了西方经济发展的这一经验，就是人家总是有一定数量素质极高的经济帅才将才，他们不但着眼本国经济上的大事而不懈地努力，而且常着眼于整个西方或世界经济而为之奋斗。现在世界的经济成就中有他们很大的贡献。但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更多的不光是发现了一大堆经济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尚不知见效与否的克服方法，而是更多地付诸实际行动，以求得真正的经济实惠和成果。这就是他们特别可敬之处。

    事实上真正会抓经济的政府都自觉地常常借重于这种经济人才的力量，因为他们明白真正会抓经济的高手，必然是设法摸清经济发展中的主要制约因素，从而使经济走上其它事政府不用操心了的发展轨道。而真正能帮政府摸掉制约因素的，就是这些经济上的将才帅才们。但真正有意识地去着力培养这样的人才的，世界上好象还没有。这事象从前世界上都不曾有专门培养将军的官方学府一样，只是后来人们认识到有此必要借此大力提高自身战斗力，才应时而生。

    但培养这种人才就不再应是从零做起，而应是在唯才是举的前提下，主要着眼于从一定层次开始，至少应是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和其它大型经济事务的县级以上，十分有发展潜力的人才，才可以获得这种正规教育的资格。他们可以是银行主管、政府财税工商官员、经委经贸主管、行政官员、企业主管等等，这样的好处是，能让他们从经济事务中来，通过正规教育提高后又到经济事务中去。真正办得好，不仅利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也可以成为每一位有这种教育经历的人终身荣誉，让人因有这种教育经历而具有从事经济事务的自信，从而成为经济建设中难能获得的激励因素。另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有地位有权力，如果让他们在受教育之前，经过没有半点情面地苛刻精选因而可保证他们是有抱负之士的话，那么他们因受最优秀的正规教育而明了的该赶紧办的经济事务，在他们身上实现的成功率要比一般人高得多。至少他们轻易可办成的事，对于那些身份地位不如他们及没资格受这种教育的人来说，做起来要相对难得多；或既使做成，价值成就也小得多。毕竟有抱负有才智的人做事是怀着积极主动态度去做的，他们有强烈的要成就一种事业的欲望，即他们是自己非常想去做成大事好事，也晓得怎么去做，而不是等党和政府教导后，才去做或才晓得怎么做。况且以党和政府有限的智慧知识和有限的教导，或所下发的有限的指令、通知、计划等，也不可能做得了全中国需要无限的智慧知识，要去办好的无限经济事业。那样蠢笨的作法，只能意味着效率低下，费力不讨好，也绝不可能有令世人称奇的真正伟大成就出现。因此，以这种方式发展经济的能量，和政府伤透心地在后面踹屁股，才消极地动一动，搪塞一下了事的官员们发展经济的能量是绝对不同的，事业的成就也绝非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国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体现在发展经济的能量差别上。对于有才智和抱负的人，政府只不过通过这种教育来告诉他们说，“瞧，你们强烈想做的，政府也一样要做，凡是有利的，政府没想到的属于你们的好主意也能做，这就是你们来受教育的唯一宗旨。尽管你们来这里，会扩充有限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教育所无能为力的待发展的有赖于你们的东西，需你们将来不虚此行地予以实现。”试想一想，这岂不比发指示、下通知、订计划等复复杂杂的方式更有成效吗？

    所以与其事事都要政府安排着做，不如通过对有才智、有抱负对象的教育，使他们明了该做的没安排的事，然后政府给那些做得出色的人奖赏和荣誉来激励更多的人向往他们的业绩，效仿他们，努力做象他们一样或更大的伟绩。这样政府就变被动为主动了。美国就大多是这样做的，比如他们只估算经济增长点，却不由政府安排经济增长点，但同时他们又对凡是于经济增长有特殊贡献和成就的人们，提供名目繁多的奖励，和成名获得荣誉甚至财富的机会。总之，他们努力做经济增长的事，但并不非要定硬指标让经济增长到哪个百分点不可。这也正是他们管理经济有帅才将才之风的上佳表现。如果有人不理解克林顿总统为什么那么重视教育以促进经济增长的话，这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原因。因为高等的正规教育使得政府发展经济的繁重任务变得举重若轻了。

    其实在我国古代就有连通过政府实现不了的伟大理想却通过教育最终实现了的，最突出的代表是孔子。值得一提的是，这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中很有借鉴意义，我们不允许成为政策的经济主张，也可以让其活跃于学堂，一方面，如果政府现行政策对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会因此认真总结自己存在的缺陷从而得到教训自我提高；如果政府现行政策失误了，还可以起用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野观点以挽救损失。另一方面，很多一时不为上层所重视的伟大智者们，虽然他们自己被埋没了，但只要让他们有机会自由从事教育，那么，他们必然会培育出实现自己理想的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方面的大“导演家”。比如鬼谷子，他一人培养的孙膑、苏秦、张仪等弟子，个个都在当时的历史上留下了千古传唱的一笔。再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学成一游，便导演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的史实来。我国经济界要是有这样的教育家该有多好啊，经济界要有象他们这样的弟子该有多好啊！

    总之，我国该办这样的学校，学校里既要有孔子、鬼谷子、荀子等等一样的教育家，又要多出象孙膑、子贡、韩非子等等一样有用的经济人才。这样我国经济界就有了“顶梁柱”，临事就有了“主心骨”。在当前和今后世界经济形势下，就可以居高临下，游刃有余，举重若轻。

4、可以开启的世界市场

    开启世界市场是调动一切力所能及的智力、财力、政策、法规、外交、教育、科研、广告、消费心理、谋略、信息情报、名人效应、形象、信誉、办事效率，以及事前大量的分析、研究、决策与准备等等因素，结合世界整体或局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宏观形势，及特殊环境、条件、优势等微观因素而进行的符合道义且利乎久远的进取性商业行为。

    最利于开启世界市场的商品或商业工程，必须至少具有一部分下述品质或功用：即商品或商业工程能予人以安、给人以便、惠人以美、济人以趣、益人以逸、解人之疲、驱人之忧、救人之危、去人之难、断人之疾、化人之害、取人之祸、耐人之用、省人之财、增人之力、长人之利、厚人之收、加人之寿、健人之体、诊人之病、多人之使、成人之功、丰人之识、便人之学、合人之味、称人之意等等。

    这正是经济战与流血的战争完全不同的地方。经济战的武器，是以让人人见之不得不喜笑颜开为炮弹而让人心甘情愿归降的；流血战争是让人人不得不畏惧而万不得已屈服的。经济战是“行惠”谋财，流血战争是“害命”谋政。在国际商业上，我们必须把争得人心放在比获取利益还要重要的位置上。因为用于争取人心的代价是一时的，有时是并无需用钱而只需用真诚的心就可以换取的，但是获得人心后的利益却是长远的，而且是别人不能轻易把利益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世界市场及经济人才的“人心向背”，关系到我国经济事业及我国在国际商业上的成败得失。

    在这方面我国与西方是有很大差距的，人们只想到了他们的商品好，商业工程技术质量高人一筹，但究其根源，要不是他们“行惠”于人的心比人强，又哪可能有产出的东西比别人好呢？目的当然都是要挣钱，但我国到现在大多都不是用人家这种方式挣钱，更多的热衷于傍门佐道之术。比如美国人受《圣经》长期洗礼，应该说“行惠”之心，在他们那些有虔诚信仰的民众中的确是有很深基础的。美国经济上的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圣经》和其先进的科技教育结合的产物。

    基于此，我国在大力发展科教的同时，是否也有必要大力发展人民内心虔诚的“行惠”之心呢？不然，那些开启世界市场的智力、谋略、情报等等相辅相成的手段就失去了作用的基础，因为没有很强烈的“行惠”之心，就难以有真正的“行惠”产品、技术等等。

    除此之外，我国企业界在开拓世界市场时，也许应该尝试与市场所在地的专业广告公司、批发商、专职咨询机构等有效的合作，虽然这样做比较花钱，但借助于他们的内行，却可以很快打开局面，很快打出产品的知名度，很快多占有市场份额，很快找到不能为市场接受的毛病以及针对性的改进措施等。甚至还可以尝试雇用精通该国该地商业事务的该国该地商业人才，全权负责该国该地的全部商业事务，乃至于可以在公司产品市场地，培养开拓该地商业活动的该地商业人才梯队。既使我国外贸部门，在有潜力可挖的贸易伙伴国或地区，也应尝试雇用该国该地区的职员乃至负责人、专业机构等等。从历史上看，“以夷制夷”，是很成功的统治占有地谋略，现在很成功的跨国公司，大多采取这种“以夷拓夷”的商业手法，但我国在这方面还应用甚少，显然是难以适应商业在全球发展要求的。

    在开拓世界市场的商品结构与商业工程层次上，不能找一口饭吃一口饭，而应该“吃着碗里，望着锅里，心里打主意如何储备下一顿和今后的”。不但若干种商品或若干个商业工程要如此，而且若干在国际上具优势的产业也应如此，总之，要和重视军事武器装备开发一样重视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具有高强度对抗性的产业群与商业工程承包群的研究开发。在目前正在开花结果的市场争夺上，与发达国家比，我们既使拼尽全力，也挽救不了颓势了。但对未来就不一样，因为未来是看谁在目前下的苦功多，看谁准备的充分周详，看谁在目前作什么样的明智选择和决策，而不是看谁在当前不可一世。在美国，商业老大的交椅更替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就可以说明这个重要性。但这样的事，我国稚嫩的企业界自己还办不了，既使有独自成立研究机构的，也不具备在未来大对抗的实力，因此应由国家来办较理想。由国家来办，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组织领导，信息渠道，政策协作等方面都有优势。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机构，就不单纯是现有的经济研究机构一样的只具指导性，而是要拿出在未来国际市场大对抗且有获胜把握的终端产品来，企业界得到其成果就只管生产赚钱了，甚至销到何处，上多大规模，在市场上能立足多久等细节，都是现成的。也就是说研究机构要把产品“试验定型”之后，再装备企业，令其组织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高性能的商业对抗“武器”来。不过，设计出的终端市场“武器”，既可以是整件，也可以是配件；既可以由一个企业单独生产，又可以由多个企业各生产其中的一个配件或多个配件；既可以由我国企业生产全部，又可以让其它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生产其中的某些配件，与我们的组装。甚至研究人员，也可以是取自世界范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什么方式，只管能占领市场，能挣到久远的利润，只管围绕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开发。总之，我们要用全世界最有才智和抱负的人，利用全世界的物质技术资源，生产全世界最好、最受欢迎的产品，再供全世界人民消费，而达到使中国人民富有的目的。

5、海外子弟

    众所周知，老一代华人侨胞与留学生，已经对祖国众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和在西方及海外其它国家和地区科教界已渗透很深，在商界已渐有实力的新一代华人留学生与侨胞们未来潜在的贡献相比，可能还显得微不足道。

    从我国未来角度讲，尤其是从我国经济事业上考虑，让更多的炎黄子孙在海外谋求政治、经济、军事、科教、艺术、体育、文化等等方面的成功，要比回国更符合我国长远利益。尤其是他们中间，有众多人成为他国总统、议长、议员、州长、部长、商界大亨、大公司总裁或董事长、名牌大学校长、科学院工程院院长或院士、大律师等等要人时，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少受肆意丑化攻击与欺辱，少受封锁和制裁之时；也就意味着我国公民出国留学、定居、经商、旅游、公司企业的海外商业活动等少受不平等待遇，少为人歧视，少一份生存与创业艰辛，少一份阻碍和干扰之时；也就意味着我国经济、科教、文化艺术、军事、体育等等，在发展中会得到更多不再是特别苛刻的合作机会，乃至是得到优待之时。总之，龙的传人在海外越荣耀，对我国发展进步越是好事。这一点儿，就是在国内，长期在异乡异地的人，从有成就的老乡身上都可以感受得很深。在国际上，也应该多一些大成就的“老乡”，我们才会更多的得助。以色列能在中东立足，就是与犹太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有众多杰出的经济、科研、政治等等方面的要人有极大的关系。

    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能只等别人有好处了才认“老乡”，能不能在“老乡”未成功之前，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他们度过难关呢？比如，给在海外苦读的留学生们，创造夫妻相会的条件，解决他们亲人分离之苦，例如在美国，我国就可以与美国政府协商，建一处中国“招待所”，由使馆人员专门负责组织在美留学人员的妻子或丈夫每年至少去探一次亲；在国内解决他们家中部分困苦，让他们少一分牵念和忧心；或给前途看好的正在创业中陷入困境的人以适当的资助，设立专资海外有前途华人度过难关的基金等等。这些都是费不了多大劲儿，但对海外华人，尤其是在逆境之中的华人来说，却又比什么都重要的事。走出国门的华人中，尤其是大陆出去的，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人，起初都相当苦，其中辛酸，是常人无法想像的。很多人妻离子散，甚至不少女同胞到了靠出卖肉体以图生存的地步。如果我们稍加关心，他（她）们情况就会好一点儿。但既使在对他们关心不够的情况下，他（她）们还是没有忘记祖国。很多事，并不全于在我们太穷，而在于我们太粗心。即使是算经济账，或算政治账，资助海外华人或留学生，也比花那么多钱搞外援合算。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过去留学归来的钱学森、钱三强等等老一代科学家们，对提高我国国际地位的贡献，要比对一些后来实质上成了仇敌或反复无常的国家进行大量外援要大得多。再说，我国如少了大批象钱三强、钱学森那样的各个领域杰出人才，虚弱无力，既使给别人再多的钱，又会对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什么价值呢？

6、更好的贺电

    该意识到的是，当与本国经济事业关系重大的国家领导人竞选获胜时，本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所发的贺电，对自己经济利益所起的作用，与不发贺电已好不了太多。

    但是，如果情报机构与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记者、国际友人等等，通过杰出的预测，在任何时期都能推知各国未来三代左右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教等等方面的俊杰之士，以及这些方面的未来领导人，并在他们身上采取措施，让他们很早就对本国有好感，效果就不一样。

    在这方面西方的确做的很下功夫，世界各国的英才，一般都在他们深情的注视之中，冷静的观察之中，设法影响之中。他们或许太明白这样的道理了，即世界各国现任总统、议长、议员、政府部长、各州州长（省长）、各大学术机构的领袖等要职的人们，对另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印象、好恶、情感、立场、态度，以及因此而采取的一切针对自己的政策、方略、立法等，几乎已没有让自己努力去改变太多的余地了，想改变其中不利因素活动的余地已很有限且十分困难了，代价也可能很高昂了。

    诚然，大总统等要人们，做事可能出于利害关系，而较少有私意。但他们头脑中的印象、好恶、情感、态度、立场等等，的确会对其政策能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罗斯福总统就宁肯绞尽脑汁，为邱吉尔的英国政府演“租借法”，但却不愿把能轻而易举给法国的好处，给他没什么好感的戴高乐。由此可见，一位大智慧的领导人想办的事，既使反对意见的阻力很大，他也有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而努力做那并非出卖其祖国，别国急切需要，但在他和他的国家原则上又可做可不做的事。如果他不想干或讨厌什么，那他也可以把轻而易与的好处和互利之举收而不发，或把内部哪怕是绝大部分人中那些益于别国的意见否决掉，或想方设法加以刁难、阻挠、破坏。

    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也应重视和作好这方面的工作，不然，世界各国那些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要人们，针对于我们的一切好恶、观点、态度等等，就是我们面对的成败得失已基本确定的政策与立法。这样的大环境如没搞好，我们可能关难进，境难留，事违法，多缴税，公司企业关停，商品积压难销……，总之，其结果是我们的外贸机构、公司企业、商业工程承揽单位、商业家等，在这个大环境恶劣的国家，开展什么都难。

7、新世纪的信息情报

    既然我们要拓宽世界市场，增强商业能力和扩大商业机会，那么首先必须了解行情，有备而动，同时借以克服不利情况和免遭暗算，从而最终战胜竞争对手。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与我们打交道的任何一家国内外稍有一定实力的公司企业的详情，那么，我们的所有大宗商业合同都不是建立在有把握基础之上的。前些年，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上了不少当，一听说别人是港商或美商台商，也搞不清是不是真的，就成了任人作弄的俘虏，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的钱都敢交到别人手上，连别人一分钱都没见的事也敢干，结果给人家骗了耍了。这一方面说明这些领导人素质太差，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在信息情报建设方面太差，连这样最基本的信息库都没建。对别人的情况完全是瞎的。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全球各个角落下一段时期，关于吃穿住行、坐卧看听、藏用娱使等等方面的需求总量，特点与要求，以及国防、能源、交通、通讯、建筑和其它大型建设项目等情况的研究报告，我们就不可能总是抢在别人前面，不慌不忙地准备争取这些商机的措施。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全球新近涌现的新人物、新政策、新形势、新方法、新发明、新思想、新科学规律或理论定理等等情况，及对其未来影响的权威推测，我们就会对突然到来的挑战与危机，失去先期准备，就会因此陷入被动和不利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各种资源分布、储量、消耗等预测量，未来进出口情况、采掘技术、采掘成本等详情，我们就不可能采取富有远见的聪明行动，也不可能对这些情况加以研究利用，从中倒出大得出奇的利润来。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世界各大市场和大商业机会“裁判员”们身上的性格、为人、学识、能力、喜恶、品质等等因素的分析情况，我们就不能在竞争中加以利用，或提前予以克服他们身上对我们有妨碍的因素。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可能借助这些因素千方百计地来淘汰我们，使我们因不明了这些情况而受制于人。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竞争对手们的资本实力、金融后盾、债务情况、公司企业成长史、领导素质、设备水平、生产规模、原料供应基地、市场销售网、信誉形象、发展计划、战略目标、与之利害攸关的机构或人物、以及其上下左右内外关系等等详情，我们的竞争就难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命中要害。

    如果我们不能随时从计算机信息网中，调出国内各省市的财政、金融、人口、教育、环境、交通、通讯、能源、水利设施、农业、工业、发展规划等等情况，我们的政策就可能是“心中无数办法多，情况不明决心大”。在实践中就可能出问题。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或许应明白，信息情报比现代化的生产线甚至更能创造商业和经济奇迹，更能给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商业家带来伟大的收益和利润。任何对信息情报的麻木和不信任感，均将导致一败涂地。我国国有企业这些年不景气，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也未免不是没吃国家不注重信息情报建设与服务的亏，为什么会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为什么产品没有销路，没有市场，没有利润？说到底是对情况没吃透，对相关信息数据茫然不知，素质稍低或稍草率一点的领导就只能瞎撞了。

    值得强调的是，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杂志，在提供信息情报服务方面都无法和计算机信息网相媲美，一是它们不能象计算机信息网那样方便查阅，电视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播，但不可能有人天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看；二是信息量有限，远不如计算机信息网的载量大；三是广播电视报刊等只能播什么刊载什么，别人才看什么，不能根据需要调出所需内容；四是维持广播电视报刊等经济节目所需经费可能比建这样一个计算机信息网并维持其正常运作还昂贵，而其商业服务收益可能要比计算机信息网差得多。

    我国目前已具备组建这种专业信息网的条件，组建这种网的核心是信息的采集，其次是传输手段，软件支持，硬件系统，商业服务收费手段等，我国都可以独立完成了。并且许多都是现成的，不用从零作起，包括信息采集队伍都可以利用现有的，加以培训就可满足需要了。总之是“万事具备，只等拼装”。

8、真正的开放

    我国从开放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好处，但是以前的开放还不完全是内涵式开放，而只能算是对国外开放，对西方开放。但真正的内涵式开放，是“择优录取”，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还是国内的，不管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少的，我们只从中要先进的，高明的，能干的，优秀的，最有益的。即：

    我们的头脑要向来自世界的先进思想观念开放；商业机会要向诚实能干与技术工艺先进的人开放；就业机会要向勤奋和高素质的人开放；市场要向物美质优与价廉守法的商家开放；政策法规要向最利于发展和惩恶扬善的方面开放；官职权利要向最正直无私、最有才华、最有魄力、最能干的人开放；荣誉要向最有成就的人开放；财富要向最有创造力，和给国家，给人民，给人类，给公司企业带来最大好处和最大道德合法收益的人开放；银行贷款要向最善于经营最有信誉的人和最有前途的用款项目开放；学校要向最好的教师和求知欲最强烈的人开放；科研机构要向最有智慧最有想象力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人开放……。

    因此，内涵式开放应如“奥林匹克”体育竞赛精神一样，应该被我国将其延展到方方面面的事业中，去掉我国在方方面面积习已久的在事业中倡行的照顾主义，人情主义，让最优秀的上前争金牌，没有能力争金牌的可以分享获得金牌者的荣耀。就是说照顾主义、人情主义之类的东西，在事业以外的场合才可以存在，即成了亿万富翁应该自愿办点福利事业，惠及能力、智慧、机遇、环境条件等都远不如自己的人们；当了官有了权也应理所当然地倾听贫弱和能力较差阶层的要求，解决其疾苦。总之事业成了，大家都分享点实惠无所谓，比如成功的企业家一出手给个几千万或几亿，心情也愉快，受惠者也高兴。或国家、地方因择优而用的原则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了，财富快速壮大了，哪儿穷，哪儿苦，就一次投入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万亿，马上解决大问题。这是让照顾主义，人情主义在事业中倡行时，百辈子都修不来的福！

    照顾主义，人情主义在前给我国带来的损失太大了。就拿以前的银行来说，绝大多数是放的照顾款，人情款。贷款的人先请银行的人吃一吃，玩一玩，先把银行头儿与职员们的私事主动关心关心，或托银行不得不给面子的人说说情。然后银行方面不管对方项目是不是上得，不管对方为人如何，能力如何，信誉如何，经营状况如何，债务情况如何等等，都放了再说。最后大多成了呆账坏账。结果银行扶持有前途事业和有能力的经营者就大大打了折扣，自己实力的发展壮大也大大地打了折扣。甚至国家和地方经济实力壮大，政府财政收入等都因此大大打了折扣。总之，对其在方方面面的危害不能等闲视之。搞真正的开放，内涵式开放，经济才能迅速壮大，国家才能迅速富强，种种问题才能迅速解决。

    国家的困难贫弱，经济上的混乱、薄弱、低效和对困扰因素的无奈等等，形成之始，首先表现在绝不能有丝毫松动的重要原则被动摇；绝不能伤损的道德、精神、立场、社会准则等被摒弃；必需实行的政策、法规、制度等，被凌犯愚玩，变得软弱无力；国家的昌盛，经济的繁荣，毫无疑问也必需首先建立在对这一切要素的重新确立、严加保护，以及对侵凌者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面前，都保持强硬高压的态势上。这样的核心问题一解决，其它问题政府不用操心，也一定会有经济奇迹出现。

（王世军于湖南1996年初稿，1999年修订）     

注：本文第一章至第五章曾用名《影响和制约经济因素的非经济因素若干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