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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贪污的王朝
  贞观王朝是李世民大帝建立起来的。李世民是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他的父亲李渊只是名义上的)。在中国所有的开国皇帝中,只有李世民一人受过良好系统的教育,出身也最为高贵。他胸襟开阔,文武全才,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当政期间创立了盖世绝伦的文治武功。

  在中国这个高度集权缺乏民主观念的国家里,最高领导人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命运。李世民除了具备历史上的英明帝王共有的优势外,下面的几个优势还是李世民独有的。

  一、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心和浓厚的危机意识。

  责任心是领导人物必须具备的第一要素,没有或缺少责任心的领导纵使才华盖世,也一样会祸国殃民,不是渎职就是滥用职权。中国的很多帝王就是因为缺少责任心,把祖辈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玩垮了或玩丢了,结果使中华民族陷入周而复始的循环性浩劫之中,中华文明也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中国也因此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由天朝大国沦为二流末国到最不发达国家。李世民的民族责任心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坐上皇帝宝座后,并没有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多数权力人物一样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坐下来好好放松一下,利用手中的职权尽情享受一下荣华富贵的滋味。相反,他比登基前更加勤于政事,一头埋在公务里,每天只睡很少的时间,整天在金殿上和文武大臣讨论国政,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有时一连几个小时也不肯停下来休息一下,以致常常忘记了吃饭睡觉。

  和那些志得意满的 权力人物不同的是:李世民大帝有浓厚的危机意识,他的眼睛看到的不是一个幅员辽阔,兵强马壮的强盛帝国(那时的唐帝国事实如此);而是一个危机四伏随时可能被又一次民变推翻的新生政权。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刚刚瓦解的曾经强盛无比的隋帝国,不断地琢磨隋王朝灭亡的教训,不时提醒自己不要重蹈隋王朝的覆辙,小心而又勤勉地引导他的帝国走出荆棘,走上繁荣,走向辉煌。在李世民当政的中期,唐帝国已成了当时已知世界无与伦比的超级强国。这时李世民应该满足了,可他一点也没有满足的迹象,他看到的不是眼前的繁华和辉煌,而是帝国漫长而艰巨的未来之路,并为夯实未来的路基继 续孜孜不倦地努力。李世民的超强责任心是他高度智慧的集中体现。

  二、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执政风范。

  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拥有无穷无尽的小聪明,并以在人前耍小聪明为荣;很少有人想到诚实执政,坦白对人。结果当政者用诡计驭使部属;部属也依样画葫芦用诡计蒙蔽首脑。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真正做到诚实执政的唯一一人,他在任时对臣僚趟开胸怀,不行欺诈之术;臣僚也尽忠职守,不搞欺瞒哄骗的传统官场妓俩。李世民即位之初,曾花大力气整顿吏治,下决心要在官场根治贪污受贿的不治之症。为了侦查那些暗中受贿和将来有可能受贿的烂污官吏,李世民令亲信暗中向各部官员行贿,结果还真查处了几个贪官。李世民在得意之余把他的谋略告诉一位隋朝遗臣,没想到这位大臣当场泼了他一瓢冷水:陛下平时总告戒臣民要诚信待人,可陛下自己却先行欺诈之术,上梁不正下梁歪,臣民会一样用欺诈的手段报答你。李世民认为大臣的话有很深的智慧,欣然接受了这句令普通当权者恼羞成怒的逆耳忠言。还有一次,李世民下令年龄虽不满十八岁,但体格健壮的男子也要应征入伍。魏征拒绝在诏书上副署(注意这是李世民最为智慧的杰作,他的命令没有分管大臣的签字没有法律效力,没有哪个皇帝会主动限止自己的无限权力,只有李世民例外),李世民解释说:“这是奸民逃避兵役,故意少报年龄。”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我以诚信待天下,要人民不可诈欺;可你却先失去诚信。陛下不以诚信待人,所以先疑心人民诈欺。”李世民的反应是深以为然并立即收回成命。

  三、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人才的重要性在今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因为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但并不是所有的当权人物都重视人才的,实际情况是占半数以上的权力人物漠视甚至仇视人才。只有那些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并能宽容人才无伤大局的弱点且不害怕人才超越他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

  李世民的爱才在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述,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李世民执掌的贞观王朝可谓人才济济,文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武有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一大批精英人物围绕李世民组成一个坚强高效的领导核心。可李世民还是感到人才不够用,并一再地命令宰相封彝德荐举人才,在久久没消息后又一再催促他。封彝德委曲万状地说:“不是我不努力,实在是今世没有人才。”李世民当即纠正他:“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自古人君致治,难道能借才异代么?患在自己不能访求,奈何轻量当世?”听了这样的真知灼见,封彝德除了惭愧外还是惭愧。

  四、高度超强的自制力,对人性的弱点有深刻的认识,对“好话”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身上或多或少地都残留一点动物的痕迹;只要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有人性的一面和兽性的一面。

  人类文明的真正内涵就是最大限度地宏杨人性和尽可能地克服兽性。人性的多少和一个人地位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地位极高和极低的人身上兽性的成份容易漫延滋长,前者为了生存而不怿手段;后者会恣情纵欲乱用职权。中国的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长期被压抑的兽性有了释放的条件,就会象深秋的野火一样四处漫延,不是自制力极强的人不能阻止其殃及池鱼。

  人类的兽性又称之为人性的弱点,最具危害性的表现是滋情纵欲滥用职权和爱听好话。普通人的弱点因为条件的限制,一般不致酿成大的社会危害;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控制自身的弱点方面作出了很多值得称道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大帝。

  爱听好话几乎是人类的通病,权力人物对好话的偏爱则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纵观历史上的那些亡国之君,只有极少数败在强大的敌人手里,绝大多数是被身边的甜言蜜语打到的。只有那些凤毛麟角的睿智人物才能够不被好话所误导,李世民大帝就是其中一人,他充分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 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

  大臣王侍中(侍中是门下省首长,级别和宰相相近)晋见李世民,看见已国破家亡的庐江王的漂亮妃子站在皇帝身边,就意味深长地看了该女子两眼。李世民看见他眼里有话,就说:“这是庐江王的妃子,庐江王闻她颇有恣色,就杀死了她的丈夫,把她强行占为已有,如此暴虐不仁,怎能不亡!”王侍中问:“陛下以为庐江王是对是错?”李世民回答得很干脆:“杀人取妻,还有什么是非可言!”王侍中反唇相讥:“陛下既然知道庐江王作错了,为何又把他的姬妾据为已有呢,这不是重蹈庐江王的覆辙吗?”这句活得不耐烦的“狂话”竟使李世民大为感动:“不是你直言提醒,我险些为恶而不自知 了”,当即把该女子送出了宫廷,并对王侍中给予嘉奖。

  纪元六二三年,魏征在大殿上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指责李世民的一条条过失,一点也不给李世民面子,使李世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当即大怒回宫,对前来迎接他的长孙皇后发狠:“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庄稼汉!”长孙皇后问庄稼汉是谁,李世民说:“当然是魏征,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长孙皇后也是一位亘古少有的杰出女子,听了此话后立即穿上皇后官服向皇帝郑重参拜:“我听说君明则臣直,魏征所以正直,正由于我夫的英明,我怎能不祝贺你呢。”面对这样贤明的妻子,李世民的火气即刻烟消云散。

  贞观王朝的强盛是中国的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强盛王朝,强盛的标志不外乎国富兵强和民丰物阜,在深层文明(主要指制度和文化遗产)上作出突出建树的只有贞观王朝。唐帝国的富庶有大诗人杜甫的一首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为证。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相适应,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疆土极度扩张,朝鲜、漠北、西域的辽阔疆土相继并入中国的版图,西部疆土直达咸海东岸的石国(中亚细亚塔什干城)。除了这些人所共知的丰硕成果外,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在当时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

  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历代人看宋史,几乎都为其武力衰弱及对外屈辱而长叹。商业繁荣、税收丰厚的宋王朝对北愈战愈弱、向南愈逃愈远,最后一个皇帝被逼到广东跳海。男子打仗窝囊,剧作者便编出《杨门女将》以找回点感觉。若认真考证,宋朝恰是开始倡导女子缠小脚的时代,三寸金莲的妇人何能上阵?居于《百家姓》之首的赵氏皇室治军之策大错,实为败国弱兵之罪魁!
  
  宋朝的建立结束了五代的军阀混战,不失为一大历史贡献。不过当时的上层人物多留恋于勾栏瓦舍和青楼楚馆。遇到外侵,高官中为数不多抗争者如李纲、岳飞等又遭排斥陷害,张邦昌、秦桧一类卖国奸贼却在朝得道。宋廷一味想苟安,导致军队建设只重消极防御而不思主动进攻。北宋、南宋在三百年间一直不努力建设能与北方游牧民族争锋的骑兵,只以步兵修城挖壕并兴办江湖水师,刚发明的火器也被那些只知诗文的官员忽视,积弱之势便不可扭转。
  
  回溯北宋初建之时,朝廷直辖的禁军数量只有19万人,尚能两度主动攻辽,虽未获胜还形成了僵持。此后几十年间禁军增加到82万人,加地方厢军,总兵力达125万(军队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仅次于明代),战斗力反而日益下降。出现这一当时人称“冗兵”的现象,除了宋廷要防范内部反叛外,重要原因是想以数量优势弥补质量差距。宋代虽有远超过前朝的财政收入,且多用于养兵、养官,却因兵额增长太快和官员中饱私囊而总感军费不足,便允许军队经商。此风一长,军队训练废弛,平日多从事“纲运”(即官府长途贩运)杂役,士兵织毛缎还成了官员的财源。这种武艺荒疏的军队,对西北小邦西夏也屡战屡败,为此宋廷又要增兵,经费不足又让各军扩大经商,结果兵越多国力军力却越衰……形成了恶性循环。
  
  宋朝允许军队经商,又导致军营社会化,一些将领还与士绅乃至黑恶势力相勾结并参与非法经营,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张团练、张都监都是开办“快活林”酒家的恶霸蒋门神的入股分赃同伙和庇护者。驻军与当地经济利益盘根错节,又会造成上级调度不灵,朝廷遇危机时调兵敕命一下,马上官兵怨愤、家属哭闹。金兵进犯开封时招唤救兵的“金牌”道道,各地勤王兵却来之甚少,徽宗、钦宗二帝被俘的“靖康之耻”就势不可免。
  
  对宋朝军队的积弊,当年宰相王安石一度也试图铲除。他主持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减兵并营”,6年内曾裁军36万人,并实行“保马法”以发展养马,准备日后以精兵劲骑恢复失地。然而王安石的新法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团,不出几年便被废止,宋军数额再度膨胀,腐败则愈演愈烈。
  
  南宋时所剩人口疆土只及北宋的一半,常备军却维持在70万人以上,战斗力更为低下,最后为经济和文化水平都很落后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从历史长河中看,宋代军队走向腐朽,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丧失了进取精神而走向衰败的体现。这一悲剧证明,富国并不等于能强兵。宋代经济的畸形繁荣和诗词创作虽为古代社会之最,却因军队腐败而亡,这就只能让观此惨状怒发冲冠的有识者“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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